从世界范围和历史的角度来看,土地制度的改革绝大多数都是经历了两次大的变革,第一变革是“均田制”实现耕者有其田解决公平问题,第二次大的变革是土地流转实现规模经营,解决效率问题。我国从2009年开始全国开始了一轮轰轰烈烈的农地流转变革,它是实现土地规模化经营、提高农业劳动效率的重要途径,也是新一轮农村改革的突破口。国内学者就土地流转宏观的必要性、政府的引导职能、土地流转形式的研究很多,就微观的西部都市县(区)农地流转的政策促进、督察监管、农地流转原则的坚持上研究的文章较少,本人深入研究了绵阳市涪城区农地流转案例,发现了农地流转中主要存在以下五个突出的问题：一是农地对农民的保障功能还很重要,农民仍然害怕失去土地；二是缺乏配套的基础条件和政策支持投资农业企业数量不多；三是缺乏操作性法律机制和行政监管机制,流转行为有待进一步规范；四是农地流转有较大的“非农”化、“非粮”化的三产业化趋势；五是农地流转有政绩思维和跃进倾向。本人深入剖析成因后提出了以下五个对策及建议：第一是制定有利的就业促进和社会保障政策,解决流转农民的失地之忧；第二是加强对三农的资金投入和政策配套,引进资本投资农业；第三是建立健全农地流转监管法规和组织体系,解决监管的组织和制度保障；第四是加大监管处理力度,坚持“农地农用”的原则不动摇；第五是破除跃进和政绩思维,积极稳妥地推进农地流转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