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主流人性论为性善论,中国传统国家治理模式为人治；西方主流人性论为基督教的原罪论——性恶论的一种,西方国家治理模式有较为久远的法治传统。直观而言,中西主流人性论都与各自国家治理模式相契合,中国性善论对应人治模式,而西方性恶论对应法治模式。但通过对目前研究成果的梳理发掘,发现人性论与国家治理模式这两组概念之间的联系并不如上所述之简单。实际上,性善论可以对应人治也可以对应法治,性恶论可以对应法治也有对应人治的逻辑可能性,由此生发出中西主流人性论与国家治理模式之间的四种关系,可称之为非必然之联系。具体而言,性善论从逻辑上可以推到出人治,此种逻辑联系较为融贯,但并不等同于历史事实上就是性善论造就了人治这种国家治理模式；同时性善论和法治之间也有联系的可能,并非性善论只能为人治服务而和法治这种国家治理模式没有任何联系。从西方自然法学派的角度分析,性善论也可以作为法律产生和正当性的源头——鉴于性善论与法律的道德性之间有密切联系,同时从守法义务层面上讲,性善论保证了法治目标的实现。从性恶论出发,由于对人性中恶的因素的警惕,较为清晰地推导出要实行法治这种国家治理模式,但是从历史事实层面讲,同样也不是性恶论造就法治,两者在出现的时间顺序上就可以看出此点；持有性恶论者也不一定都会主张法治,也可能认同人治,仅仅从性恶推导出法律在进行国家治理时有极为重要的工具性作用,没有上升到国家治理模式层面,与此同时,更因某些情况下,人治相对于法治更具优越性而造成即使人们认识到人性恶却依旧主张人治,而非法治。此观点为本文的核心观点。在澄清人性论和国家治理模式之间的联系后,分析了中西国家治理模式差异的人性论因素。该观点对于澄清人性论与国家治理模式之关系、辩证分析中西治理模式之优劣有所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