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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于上世纪90年代提出了引发广泛争议的文明冲突论，亨廷顿的观点使得原本沉寂已久的文明形态史观重新回到了社会和相关学者的视野之中，并很快成为学术界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面对全球出现的针对文明冲突论的广泛热议，我国学者普遍认为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讨论文明形态问题，必将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所熟知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进一步认识。与此同时，我们也可借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当下盛行的文明形态理论进行适当的梳理和考量，充分汲取其中的有效与合理的成分，使我们能更准确地把握当今世界纷杂的全球化问题，正确规划自己的发展方向。正是基于这样的重要性，本人才撰写了这篇论文。
本文的第一章主要概述了文明形态史观的产生与演变。就历史而言，自从德国学者斯宾格勒率先把“文化形态”引入人类历史研究的范畴以后，西方学者如汤因比和雅斯贝尔斯等人先后对这一理论做出了深化和发展，大师们独具匠心的努力极大地丰富了这一理论的内涵，使得这一理论羽翼日趋丰满，最终成为引人瞩目的显学。与此同时，在受到西方舶来思想的强势冲击后，亚洲的日本学术界基于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双重的需要，将这一来自西方世界的文明成果结合本土的具体情况，构建出了具有自身特点的“比较文明理论”，日本人的成果从另一角度极大地补充了文明理论的体系，使其具有了更广泛的覆盖空间和理论解说能力。其后，虽然文明形态史观理论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消沉，但近代美国学者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火热出炉，无疑是这个学说死灰复燃的契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让那些在全球化困境中迷失方向的人们，似乎看到了所有问题产生的缘由和解决的希望。综上而言，从始作俑的斯宾格勒到现在弄潮儿的亨廷顿，这些人的理论均呈现出以“文明”作为其理论分析框架的基本特征，因此从广义上说这些理论和观点都属于“文明形态史观”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他们各自的理论共同构成了这个宏大学说。从总体发展的角度看，在对文明形态理论的建构方面，斯宾格勒是当之无愧的奠基人，较之斯宾格勒而言后来居上的汤因比则是“文明形态史观”的集大成者，他的学说直接影响了20世纪后半期整个文明理论的发展进程与方向。
有人将文明形态理论说成是西方文明世界的一曲悲歌，这不无道理。事实上正是20世纪初期西方社会的普遍矛盾与广泛危机催生了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学”，而两次世界大战的人间悲剧则是激发汤因比论述“挑战与应战”法则的主要诱因。因此，就这一理论产生的背景而言，文明形态理论从一开始就着眼于揭露现代文明社会发展的各种负面效应，满含悲情地激烈抨击西方世界各种弊端，虽然有的学者如汤因比并不象斯宾格勒那样对西方世界彻底绝望，但他们对西方文明的肯定也仅仅是一种遥远的期待。可见，文明形态理论所描述的世界，多多少少都让人感到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末日情结。但从另一方面看，虽然文明形态理论中弥漫着消极的情绪，却并不能掩盖文明形态史观的研究也有着积极的一面，它的出现赋予了历史解说一种全新的意义，展现了人类对自身境遇和社会历史永恒的反思。事实也正是如此，人类通过对历史的思考来发掘自身存在的意义，并就此为自身未来的发展确定方向。
本文的第二章对文明形态史观的主要理论形态进行了逐一分析。从某种意义上说，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一书，其所代表的是对以往的历史哲学传统的一种反叛。斯宾格勒认为：世界历史即文化史。换句话说，所谓的世界历史无非是文化的历史。或者更确切地说，那不过是一些互相独立的高级文化彼此自生自灭的历史。从历史的角度看，文化的确是彼此独立的，这一点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斯宾格勒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灵魂和形式、深层心灵和表层的象征。于是，在斯宾格勒看来文化本身具有和生命有机体类似的某种性状，为此他进一步推论文化有机体也像其他有机体一样，会经历一个从出生到死亡的生命历程，斯宾格勒将这一生命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他指出如果用一般有机体的生命周期来形容这一过程，那么文化也具有诞生、生长、成熟、衰落四个必然发展阶段。事实上，当斯宾格勒看到他所处的时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所面临的各种危机时，他坚信西方文明这个世界上仅存的文化硕果--正在走向自己无可避免的穷途末路，为此斯宾格勒深感忧虑和恐慌。
文明形态理论的另一学者雅斯贝尔斯则认为，今天生活的现实本身就是一切历史的结晶，历史学乃是把握这样一种历史的必要手段。在雅斯贝尔斯看来，历史性是指生存本身的一种规定性，是某种创造历史的主体的独特结构。与此同时，历史性又是生存借以与超越者发生关联的方式。所以，历史哲学不过是生存的历史意识的表现而已。但显然，这种意识决不是历史学知识的简单堆积，而是意识到了自我现实性的那种历史性。为此，雅斯贝尔斯把世界史分为如下四个时代：(1)史前时代；(2)古代高度文明时代；(3)轴心时代；(4)科学技术时代。雅斯贝尔斯认为，所谓轴心时代是一个伟大的、创造的和大变动的时代，因为此刻人对历史有了认识，人的精神得到了第一次大觉醒。事实上，“轴心时代”这一概念在雅斯贝尔斯的世界史构想中占据着不可动摇的核心地位，它甚至成为了一个尺度，借此我们可以估价各个时代和各个民族对整个人类历史的意义。
同样著名的英国学者汤因比，通过研究他把近六千年来的人类历史上的文明社会划分为二十六个模式，并提出了“挑战与应战”理论用以解释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行程。汤因比显然传承了斯宾格勒的观点，在他的眼中文明被看作是个具有起源、生长、衰落和解体的过程，有所不同的是汤因比并没有追随斯宾格勒，他对自己植根的西方文明仍抱有期望，认为只要西方世界能汲取前人的教训，那么就有可能打造出一艘永不沉没的船。
作为后来者的亨廷顿在重述这一理论时首先声明了自己对文明的本质和特点的见解，亨廷顿指出：文明是一种文化实体，是人们的最高文化凝聚物，因而是有意义的实体，而且文明具有包含性、混合性和重叠性。在此观点的基础上，亨廷顿进一步指出：现今世界上发生的各种流血冲突基本上都属于文明断裂带之间的冲突，这种矛盾以冲突双方的文明为基点，同时聚合了与之相关或相类似的文明群落。
本文的第三章论述了文明形态史观的转型与影响。文明形态理论的一个重要转折产生于汤因比，较之斯宾格勒的泛自然主义而言，汤因比更强调文明是一个有机的发展过程，它有着不可隔断的历史的延续性，是一个处于生成中的生命有机体。为此，汤因比主要讨论了文明的起源、生长、衰落、解体的原因和机制，研究了新旧文明的交替与传承，所有这些都构成了汤因比理论的独创之处。与斯宾格勒类似，汤因比不仅看到了文明发展所具有的节律性，同时也感觉到了死亡逼近文明的阴影，但汤因比并没有像斯宾格勒当年那样坠入绝望，他转而探讨历史规律背后存在的所谓精神价值，试图以宗教价值来拯救西方垂危的文明，从而达到影响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目的。从这个角度说，汤因比是思辨历史哲学的开拓和集大成者。汤因比在晚年著作中特别关注全球性问题的演化，对此他总结了这一问题的几种典型表现：其一，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其二，城市化的种种问题。其三，社会与政治问题。其四，全球性的精神困境。汤因比用自己的方式解读这些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观点。
尽管20世纪60年代以后出现的全球性的生态问题和社会问题，是人类社会发展中所面临全新课题，但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自己的理论中就有所顾及。虽然，当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提出“全球化”这样的准确的特定概念，但是当我们重读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时后，就会发现他们的思想中早已蕴藏着与全球化息息相关的思想与理论萌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分析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和运行规律时，不仅考虑到了由资本主义发展所引发的各种现实问题，而且指出了这种问题必定会随着资本的扩张向全世界蔓延，最终成为危及整个人类社会的灾难，这就构成了马克思的“全球化”理论雏形，也是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缘由所在。可见，在马克思的视界中这种“全球化”的趋势首先是一种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的经济现象，其次资本主义与“全球化”是一个互动、互造的历史过程。与此同时，马克思也看到了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全球化为共产主义的诞生创造了条件，从而使这各问题有了一个必然的良性结果。
本文的第四章讨论了马克思的文明观。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把人类文明史放在人类历史的大背景上进行考量，与此同时他们又在研究人类历史的时候融入了物质世界的影响。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所有的科学在广义上都是历史科学。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不仅揭示了文明的基本内涵、基本特点，而且也展示了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对文明论研究的方法主要有经济分析法、阶级分析法和历史比较法。通过深入的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文明的两个基本特点：即实践性和社会性。同时他们又指出：文明也是社会的品质，文明的果实是物质生产力，文明发展的杠杆是科学技术。
从理论上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论证了共产主义社会是对资本主义文明时代的全面超越，是一切资本主义问题的最终解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文明是旧时代的最高和最后阶段，随之而来的共产主义文明则是一种崭新的、完全不同的文明。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生产力不仅有了高度发展，并且实行有计划的社会生产。而且，在共产主义社会中，阻碍发展的阶级被彻底消灭了，个人将得到真正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无产阶级是共产主义文明的唯一开创者。并且，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并不是人类历史的终极状态，它仅仅是人类走出动物界迈入真正人的生活的开始。也就是说，只有共产主义文明才是真正的人类文明史的开端。
本文的第五章论述了唯物史观视域中的文明形态史观问题。从理论上讲，社会形态史观与文明形态史观的关键区别在于两者的立足点不同。社会形态史观认为：所有民族在没有外力的作用下注定要按“普遍规律”走上同一条道路。而文明形态史观则认为：文化是决定发展的因素，每个民族由于其文化基因不同，因而会走上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
历史证明，文明形态史观所描述的规律并非历史规律的本来面目，它不能反映真实社会的发展现象，其所得出的结论难免带有主观任意抽象的唯心色彩。而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史观，则致力于从现实的社会运动来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性，马克思把社会形态的更替归结为社会生产过程及其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表现形式，他把资本主义这一特定的社会形态，放在相继更迭的世界历史链条中去综合考察，找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与其他社会形态之间的内在关联，从而正确地解读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地位，和发展由来。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科学体系中，历史本体论、历史认识论、历史价值论、历史审美论、历史方法论达到了高度的统一。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是一门综合的理论，其理论勾画和描绘的是人类历史从原始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发展形态。马克思主义理论把整体世界历史的发展视为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发展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总体结果，如此才能正确、全面地揭示世界历史的过程及其发展方向，把重大社会历史事件真正地置于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的过程中来考察。马克思还认为社会的发展是一个全方位的整体性过程，其中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形态。从另一个角度看，文明形态理论试图通过重新建立宗教的价值观来拯救垂亡的文明，是向中世纪的回归的表现，是一种历史的倒退。
综上所述，我认为文明形态理论文虽然漏洞百出，但其中也不乏有可贵的思想火花，有些观点还是值得我们加以借鉴的：其一、试图超越“西方中心论”，还文明以本来价值；其二、用比较的方法研究各国文明，强调了文明之间的平等地位；其三、对文明社会的建设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途径和方法。
本文的第一章主要概述了文明形态史观的产生与演变。就历史而言，自从德国学者斯宾格勒率先把“文化形态”引入人类历史研究的范畴以后，西方学者如汤因比和雅斯贝尔斯等人先后对这一理论做出了深化和发展，大师们独具匠心的努力极大地丰富了这一理论的内涵，使得这一理论羽翼日趋丰满，最终成为引人瞩目的显学。与此同时，在受到西方舶来思想的强势冲击后，亚洲的日本学术界基于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双重的需要，将这一来自西方世界的文明成果结合本土的具体情况，构建出了具有自身特点的“比较文明理论”，日本人的成果从另一角度极大地补充了文明理论的体系，使其具有了更广泛的覆盖空间和理论解说能力。其后，虽然文明形态史观理论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消沉，但近代美国学者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火热出炉，无疑是这个学说死灰复燃的契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让那些在全球化困境中迷失方向的人们，似乎看到了所有问题产生的缘由和解决的希望。综上而言，从始作俑的斯宾格勒到现在弄潮儿的亨廷顿，这些人的理论均呈现出以“文明”作为其理论分析框架的基本特征，因此从广义上说这些理论和观点都属于“文明形态史观”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他们各自的理论共同构成了这个宏大学说。从总体发展的角度看，在对文明形态理论的建构方面，斯宾格勒是当之无愧的奠基人，较之斯宾格勒而言后来居上的汤因比则是“文明形态史观”的集大成者，他的学说直接影响了20世纪后半期整个文明理论的发展进程与方向。
有人将文明形态理论说成是西方文明世界的一曲悲歌，这不无道理。事实上正是20世纪初期西方社会的普遍矛盾与广泛危机催生了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学”，而两次世界大战的人间悲剧则是激发汤因比论述“挑战与应战”法则的主要诱因。因此，就这一理论产生的背景而言，文明形态理论从一开始就着眼于揭露现代文明社会发展的各种负面效应，满含悲情地激烈抨击西方世界各种弊端，虽然有的学者如汤因比并不象斯宾格勒那样对西方世界彻底绝望，但他们对西方文明的肯定也仅仅是一种遥远的期待。可见，文明形态理论所描述的世界，多多少少都让人感到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末日情结。但从另一方面看，虽然文明形态理论中弥漫着消极的情绪，却并不能掩盖文明形态史观的研究也有着积极的一面，它的出现赋予了历史解说一种全新的意义，展现了人类对自身境遇和社会历史永恒的反思。事实也正是如此，人类通过对历史的思考来发掘自身存在的意义，并就此为自身未来的发展确定方向。
本文的第二章对文明形态史观的主要理论形态进行了逐一分析。从某种意义上说，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一书，其所代表的是对以往的历史哲学传统的一种反叛。斯宾格勒认为：世界历史即文化史。换句话说，所谓的世界历史无非是文化的历史。或者更确切地说，那不过是一些互相独立的高级文化彼此自生自灭的历史。从历史的角度看，文化的确是彼此独立的，这一点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斯宾格勒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灵魂和形式、深层心灵和表层的象征。于是，在斯宾格勒看来文化本身具有和生命有机体类似的某种性状，为此他进一步推论文化有机体也像其他有机体一样，会经历一个从出生到死亡的生命历程，斯宾格勒将这一生命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他指出如果用一般有机体的生命周期来形容这一过程，那么文化也具有诞生、生长、成熟、衰落四个必然发展阶段。事实上，当斯宾格勒看到他所处的时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所面临的各种危机时，他坚信西方文明这个世界上仅存的文化硕果--正在走向自己无可避免的穷途末路，为此斯宾格勒深感忧虑和恐慌。
文明形态理论的另一学者雅斯贝尔斯则认为，今天生活的现实本身就是一切历史的结晶，历史学乃是把握这样一种历史的必要手段。在雅斯贝尔斯看来，历史性是指生存本身的一种规定性，是某种创造历史的主体的独特结构。与此同时，历史性又是生存借以与超越者发生关联的方式。所以，历史哲学不过是生存的历史意识的表现而已。但显然，这种意识决不是历史学知识的简单堆积，而是意识到了自我现实性的那种历史性。为此，雅斯贝尔斯把世界史分为如下四个时代：(1)史前时代；(2)古代高度文明时代；(3)轴心时代；(4)科学技术时代。雅斯贝尔斯认为，所谓轴心时代是一个伟大的、创造的和大变动的时代，因为此刻人对历史有了认识，人的精神得到了第一次大觉醒。事实上，“轴心时代”这一概念在雅斯贝尔斯的世界史构想中占据着不可动摇的核心地位，它甚至成为了一个尺度，借此我们可以估价各个时代和各个民族对整个人类历史的意义。
同样著名的英国学者汤因比，通过研究他把近六千年来的人类历史上的文明社会划分为二十六个模式，并提出了“挑战与应战”理论用以解释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行程。汤因比显然传承了斯宾格勒的观点，在他的眼中文明被看作是个具有起源、生长、衰落和解体的过程，有所不同的是汤因比并没有追随斯宾格勒，他对自己植根的西方文明仍抱有期望，认为只要西方世界能汲取前人的教训，那么就有可能打造出一艘永不沉没的船。
作为后来者的亨廷顿在重述这一理论时首先声明了自己对文明的本质和特点的见解，亨廷顿指出：文明是一种文化实体，是人们的最高文化凝聚物，因而是有意义的实体，而且文明具有包含性、混合性和重叠性。在此观点的基础上，亨廷顿进一步指出：现今世界上发生的各种流血冲突基本上都属于文明断裂带之间的冲突，这种矛盾以冲突双方的文明为基点，同时聚合了与之相关或相类似的文明群落。
本文的第三章论述了文明形态史观的转型与影响。文明形态理论的一个重要转折产生于汤因比，较之斯宾格勒的泛自然主义而言，汤因比更强调文明是一个有机的发展过程，它有着不可隔断的历史的延续性，是一个处于生成中的生命有机体。为此，汤因比主要讨论了文明的起源、生长、衰落、解体的原因和机制，研究了新旧文明的交替与传承，所有这些都构成了汤因比理论的独创之处。与斯宾格勒类似，汤因比不仅看到了文明发展所具有的节律性，同时也感觉到了死亡逼近文明的阴影，但汤因比并没有像斯宾格勒当年那样坠入绝望，他转而探讨历史规律背后存在的所谓精神价值，试图以宗教价值来拯救西方垂危的文明，从而达到影响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目的。从这个角度说，汤因比是思辨历史哲学的开拓和集大成者。汤因比在晚年著作中特别关注全球性问题的演化，对此他总结了这一问题的几种典型表现：其一，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其二，城市化的种种问题。其三，社会与政治问题。其四，全球性的精神困境。汤因比用自己的方式解读这些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观点。
尽管20世纪60年代以后出现的全球性的生态问题和社会问题，是人类社会发展中所面临全新课题，但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自己的理论中就有所顾及。虽然，当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提出“全球化”这样的准确的特定概念，但是当我们重读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时后，就会发现他们的思想中早已蕴藏着与全球化息息相关的思想与理论萌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分析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和运行规律时，不仅考虑到了由资本主义发展所引发的各种现实问题，而且指出了这种问题必定会随着资本的扩张向全世界蔓延，最终成为危及整个人类社会的灾难，这就构成了马克思的“全球化”理论雏形，也是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缘由所在。可见，在马克思的视界中这种“全球化”的趋势首先是一种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的经济现象，其次资本主义与“全球化”是一个互动、互造的历史过程。与此同时，马克思也看到了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全球化为共产主义的诞生创造了条件，从而使这各问题有了一个必然的良性结果。
本文的第四章讨论了马克思的文明观。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把人类文明史放在人类历史的大背景上进行考量，与此同时他们又在研究人类历史的时候融入了物质世界的影响。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所有的科学在广义上都是历史科学。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不仅揭示了文明的基本内涵、基本特点，而且也展示了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对文明论研究的方法主要有经济分析法、阶级分析法和历史比较法。通过深入的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文明的两个基本特点：即实践性和社会性。同时他们又指出：文明也是社会的品质，文明的果实是物质生产力，文明发展的杠杆是科学技术。
从理论上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论证了共产主义社会是对资本主义文明时代的全面超越，是一切资本主义问题的最终解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文明是旧时代的最高和最后阶段，随之而来的共产主义文明则是一种崭新的、完全不同的文明。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生产力不仅有了高度发展，并且实行有计划的社会生产。而且，在共产主义社会中，阻碍发展的阶级被彻底消灭了，个人将得到真正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无产阶级是共产主义文明的唯一开创者。并且，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并不是人类历史的终极状态，它仅仅是人类走出动物界迈入真正人的生活的开始。也就是说，只有共产主义文明才是真正的人类文明史的开端。
本文的第五章论述了唯物史观视域中的文明形态史观问题。从理论上讲，社会形态史观与文明形态史观的关键区别在于两者的立足点不同。社会形态史观认为：所有民族在没有外力的作用下注定要按“普遍规律”走上同一条道路。而文明形态史观则认为：文化是决定发展的因素，每个民族由于其文化基因不同，因而会走上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
历史证明，文明形态史观所描述的规律并非历史规律的本来面目，它不能反映真实社会的发展现象，其所得出的结论难免带有主观任意抽象的唯心色彩。而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史观，则致力于从现实的社会运动来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性，马克思把社会形态的更替归结为社会生产过程及其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表现形式，他把资本主义这一特定的社会形态，放在相继更迭的世界历史链条中去综合考察，找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与其他社会形态之间的内在关联，从而正确地解读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地位，和发展由来。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科学体系中，历史本体论、历史认识论、历史价值论、历史审美论、历史方法论达到了高度的统一。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是一门综合的理论，其理论勾画和描绘的是人类历史从原始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发展形态。马克思主义理论把整体世界历史的发展视为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发展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总体结果，如此才能正确、全面地揭示世界历史的过程及其发展方向，把重大社会历史事件真正地置于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的过程中来考察。马克思还认为社会的发展是一个全方位的整体性过程，其中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形态。从另一个角度看，文明形态理论试图通过重新建立宗教的价值观来拯救垂亡的文明，是向中世纪的回归的表现，是一种历史的倒退。
综上所述，我认为文明形态理论文虽然漏洞百出，但其中也不乏有可贵的思想火花，有些观点还是值得我们加以借鉴的：其一、试图超越“西方中心论”，还文明以本来价值；其二、用比较的方法研究各国文明，强调了文明之间的平等地位；其三、对文明社会的建设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途径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