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宋初有谚云:“《文选》烂,秀才半。”对《文选》的研究形成专门的学问,号“选学”。一般认为骆鸿凯先生的《文选学》开创了“新文选学”的时代。影响一部著作流传的因素以及一部著作对当代的影响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宋代《文选》流布研究应该解决的问题很多。《〈文选〉在两宋之流布与影响》一文所论的宋刊《文选》的基本情况以及由刊刻显现出的《文选》流布态势,宋人对《文选》的评价以及《文选》对宋人在文学创作中的影响,《文选》对宋代总集编纂的影响这三个方面,只是其中一部分。印刷术的完善和普及对宋代的社会文化影响深远,宋代文籍刊刻风气兴盛。今日可知的宋刊《文选》主要有: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刊成未印行之国子监李善单注本、天圣四年(1026年)平昌孟氏刊本五臣注《文选》、天圣七年(1029年)国子监刊李善注《文选》、元祐九年(1094年)秀州州学刻六家注本等。通过对《文选》的刊刻时间、刊刻机构和刊刻者、刊刻地域、刊刻形态四个方面的考察,我们可以了解其在两宋的流布与影响。宋代《文选》刊刻次数、版本之多与其刊刻者层次之复杂,均远超出人们的想象。究其原因在于统治者的重视,《文选》自身适合不同层次的读者。因此它的流布地域很广,大体包括今天的河南、山东、浙江、江西、安徽、福建、四川、广西、云南、江苏、陕西等地,基本上呈现南多北少的局面。这和南北地域文化关系密切。从刊刻的版本形态来看,北宋中前期以五臣注影响为巨,此后李善注的影响渐趋上升,以至非五臣注所能比。两宋文人学诗作文常宗法《文选》,从诸多方面肯定《文选》的价值。但它的影响并非始终如一,其间也曾出现起伏,苏轼对《文选》的批评在当时对《文选》的流布就产生过负面影响。宋人接受《文选》体现在诗词创作上,其借鉴方式包括集句成篇、成句袭用、事典运用、语典运用等九方面。两宋总集也受到《文选》十分大的影响。宋代总集编撰有其特点:出现了新的编辑形态、出现了有别与传统的衡文标准、促进了文学流派的形成和发展、地方文献大量汇编、文人的文学活动紧密结合。有的总集内容直接来自《文选》。不少总集在编撰好后以《文选》与其书相较,以抬高其书地位。就具体编撰过程来说,宋人总集在对无名氏作品的处理、对作者称谓的选择、分体次文的原则等编撰的技术层面也曾受《文选》影响。若按与《文选》远近亲疏之关系论,这些总集可分为四个层次:直接来源于《文选》的;以《文选》的续广之书;虽书名不明标续广《文选》,却意在于兹者;在《文选》影响下另起炉灶自行编撰者。李昉等《文苑英华》、姚铉《唐文粹》、陈仁子《文选补遗》是受《文选》影响的宋人所编总集的显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