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尝试分析涂尔干的国家理论，来揭示民主制度中自内与权威的紧张关系及其统一鲶可能方式。涂尔干的研究表明，政治问题既是一个道德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从国家建构来看，契约论和大革命的普遍原则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在法国，自由遭到滥用，极端民族主义以国家、民族利益为借口，公然否定民主体制、普遍个人主义。但极端民族主义的起源却与极端个人主义、世界主义有着手丝万缕的联系，它是个人陷入私人状态之后的反叛，本身带有极强的激情色彩。在德国，军国主义具有根深蒂固的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国家拥有极大的权威，国家内部却没有足够限制它的力量，结果个人自由被吞噬。德雷福斯事件和德国军国主义正好提供了切入的视角，一方是个人极端化带来的民族主义狂潮，一方是国家极端化带来的战争灾难。无论是个人与国家之间的斗争，还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暂时征服，国家和个人都处于“战争状态”，臣服只是基于暴力，而无法产生彼此的尊重和认同，和平也没有获得合法性。由此，涂尔干得出民主制离不开良知和组织作为基础，而这都需要建立在法团的基础之上。　　 法团培养了公民的道德良知，也限制了个人激情，在法团内，培养了个人对自由的热爱和对权威的尊重；同时它也是民主制度的社会组织基础，它保护个人的自由免受国家的侵害，同时也保护国家的权威免受来自民间的僭越。法团确立后，契约论作为民主国家的组织原则才能成立，这是对传统契约论的巨大发展，他重新奠定了契约的人性前提，即人性的二重性，这已经不同干自然状态下的人性论，它以社会存在为基础，社会既是组织形态，也是集体意识。法团作为次级机构，代议制也才毙成为国家的议事方式，契约论不是让每个人都直接行使对国家的控制权，他只能通过自己选举、认同的代表来处理全国性的事务，但是在具体的生活中，个人却是通过法团积极参与公共事务，这培养了他们节制、自由的公共品格。在此基础上，国家作为社会的大脑才能发挥自己的职能，国家的职能是反思，它是理性的集体意识的生产机构，同时它也是全体人民的道德对象，它以普遍人格作为自己的目标，在国家范围内，凝聚人心，爱国主义与道德个人主义才能共荣共存。由此，国际间的冲突也可以迎刃而解，世界主义与爱国主义也就得以协调。　　 最后，本文将讨论作为特殊群体的知识分子以及他们独特的职业伦理。德雷福斯事件是涎主时代的法国知识分子登上历史舞台的重要事件，事件表明，知识分子只能恪守自己的道德伦理，才能维护社会的公共良知，否则他们也免不了沦为激情的奴隶。当一切都沸腾起来的时候，冷静、理性、睿智是知识分子行动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