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我国的生产力以及国民的收入得到了大幅的提升,不少家庭将闲置资金用于金融投资。目前我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呈现出多样化以及分散化的特征,合理地进行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不仅能够使家庭财富得到增长,也能促进我国居民的家庭消费。本文基于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理论、现代资产组合理论以及资产财富效应理论等研究了城镇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及其财富效应,主要做了以下的工作:第一,理论分析城镇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及财富效应。首先基于事实数据介绍了城镇居民收入结构,城镇家庭资产总量分布,和城镇家庭资产结构。从统计数据来看,我国家庭的实际可支配收入持续提升,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我国城镇家庭金融资产持有率高,收入结构中的财产性收入的比重已经得到了很大的飞跃,体现着近年来家庭资产配置的作用。然后在理论框架下探讨了家庭资产配置的内生动力,分析了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机制,以及家庭资产配置的财富效应。从家庭对金融资产配置的基准模型来看,其内生动力就体现为对资产超额回报的追求以及对未来不确定性的预防性动机。与此同时,家庭具体如何选择持有金融资产组合,关键取决于具体金融资产回报率水平、波动情况以及家庭的收入的情况,这些实际上又与家庭个体特征因素、风险特征因素、经济特征因素、金融特征因素、社会网络因素,以及宏观经济因素等方面的因素有密切的联系。第二,在理论分析基础上,进一步对城镇家庭参与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以金融资产占比（金融资产/总资产）、风险性金融资产持有以及风险性金融资产占比（风险性金融资产/总金融资产）作为衡量指标。在处理过样本选择性偏差引起的内生性后,结果显示:户主个人特征中的家庭规模因素,风险特征维度中的风险偏好因素以及金融特征维度中的金融认知水平是影响城镇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最关键因素,而这三个关键因素都与家庭对风险的承受能力有关,这意味着决定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比重的,更可能是家庭对其中风险性金融资产的偏好。另外,性别、年龄、学历与健康状况同样是影响其配置风险性金融资产的重要因素,收入状况也表现同样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也说明收入越多的家庭,对风险的接受度也越强。而总体上看,宏观经济水平对城镇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没有显著影响。进一步的分组（地区、收入与学历三个维度）研究发现,地区金融发展深度越高,东部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的低风险金融资产就越多,各关键因素主要对高收入城镇家庭产生影响,而户主性别、年龄和人际支出对城镇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关键影响主要体现在高学历家庭群体中。健康状况、地方金融发展深度与家庭自身对社会信任度这几个因素的关键影响却主要体现在低学历城镇居民家庭的群体中。第三,在明确影响城镇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各因素后,进一步探讨了哪些因素可以提升城镇居民金融资产配置的有效性。沿用分析影响城镇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时所用的六个维度的解释变量,构建能代表家庭金融资产组合有效性的夏普比率和索提诺比率,运用Heckman两阶段法进行回归分析。研究发现,总体上来看,社会经济水平、医疗保险参保情况和风险偏好三个变量对城镇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有效性的影响程度最大,并进一步发现养老保险参保水平、医疗保险参保水平和受教育水平对其金融资产配置多样性的影响程度较大。通过对地区、收入与受教育程度分组发现,我国城镇家庭金融资产组合有效性和多样性在这三个方面确实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其中,宏观经济发展水平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影响差异明显,社会网络维度的影响因素对高收入和低收入家庭的影响差异比较大,低学历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有效性与多样性对各影响因素变化的反应程度更大。第四,进一步分析城镇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对其消费的影响,从而探究金融资产配置的财富效应。平均来看,侧重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的城镇居民家庭消费会显著增加,表现为发展型消费和享受型消费的明显提升,而其对低风险金融资产的配置发挥的是储蓄的效果,实际上是对消费的替代,从而使当期的消费下降。对家庭的收入分组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全样本中的财富效应表现主要存在于高收入城镇家庭中,低收入城镇家庭中本身持有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比例就比较少,这些家庭通过对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带来的消费增加就比高收入家庭更高,但是这种消费的增加是全面性的增加,没有表现出结构上的显著变化。从夏普利值分解法估计的贡献率结果来看,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低收入城镇家庭消费行为受到户主个体特征的过度影响,城镇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财富效应无法凸显。基于此,提升城镇居民家庭的金融素养,提高他们对风险的认识从而消除参与金融市场的心理障碍,使我国居民家庭可以有效配置风险性金融资产,有助于社会福利的提升。相较于现有研究,本文主要创新点有:（1）根据我国城镇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特点,以家庭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最优决策为起点,理论分析了各因素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机制,发现其中最关键的机制是通过影响城镇居民家庭的风险偏好以及对金融的认识水平发挥作用的。（2）在明确了影响城镇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的关键因素后,进一步分析了城镇家庭配置金融资产的有效性的问题,探明影响我国城镇家庭金融资产组合有效性和多样性的关键因素以及异质性差异,使对城镇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影响因素的分析更具有现实价值。（3）提出只有通过提升城镇家庭对风险性金融资产的配置,才可以有效增加消费,提升社会福利,这对于推进我国城镇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合理化和家庭理财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