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后梁国祚短促、屈事异族等方面原因,其历史一直未得到足够的关注事实上,无论就其政治意义还是文化影响,后梁都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在政治上,由于后梁为北朝的藩国,北朝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如“江陵之变”、北周疆域的变迁等事件的考察,如果忽略后梁因素,就难免会失之浮泛与偏颇。在文化方面,后梁虽为弹丸小国,文化却颇为繁荣。在其立国的三十余年里,后梁始终保持与北朝密切的文化交往,这有助于推动南北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对隋唐政治与文化统一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本文第一章简要叙述后梁三十余年历史的发展脉络,力求真实准确地恢复历史原貌。后梁在梁末社会大动乱的背景下立国,它的建立与梁武帝“废嫡立庶”,萧绎、萧警叔侄内阋,萧梁国力的削弱以及萧詧个人因素皆有重大关系。后梁虽以萧梁正统自居,实质上已沦为西魏的傀儡。由于国力弱小,后梁独立势力尽管多次抗争,皆未能摆脱北朝(西魏、北周、隋朝)的控制。随着北朝自身政局的稳固和南北统一时机的成熟,隋文帝便着手废后梁。至此,延续三十三年历史的后梁灭亡,它的灭亡也预示着大一统局面的到来。第二章探究后梁在南北朝政治、军事格局中的地位。后梁处于南北对峙的要冲之地,且以萧梁正统自居。凭借这样的优势,后梁协助西魏、北周掠夺南土拓展疆域。在王琳和陈霸先、陈蒨交锋而无力西顾之际,后梁趁机掠得巴湘之地,掌握了对付南朝的主动权。然而在陈蒨击退王琳、南朝政局稳定后,陈朝又夺回了巴湘之地。在多次交战中,后梁、北周和陈朝都意识到,彼此不可能很快吞并对方,后梁、北周无法据有巴、湘之地,陈朝也不能据有荆、雍,双方形成了对峙的局面。然而要想在“后三国”严峻的政治局面中立于不败之地,各政权都必须适时调整策略。于是,双方达成了“合纵图齐”的战略构想,并且很快将之付诸实践。可以说,北齐的灭亡与周、陈二国“合纵图齐”的策略有一定关系。第三章从阶层分析、士人迁移流动的视角,考察后梁士人群体从形成到流散的过程。由于在梁末大动乱的背景下立国,后梁士人的来源比较复杂。他们来自东扬州、雍州、荆州等不同地域,有的早年便追随萧警,有的则是萧绎旧部,也有陈朝降将。尽管来源复杂,他们在后梁政权中逐渐形成了一个有着共同利益的群体。按其家族声望和政治地位的不同,后梁士人群体可分为高级士族,次等士族,寒门等不同阶层。各阶层在政权中的作用亦互不相同。隋朝撤藩后,后梁士人群体的主体迁入隋朝,大多数家族趋于没落。然而有的家族却在隋及唐前期始终保持一定政治地位。其中原因固然非止一端,而适时转变士风,从浮华虚无转向务实进取则为其中的关键所在。后梁士人在迁徙流动的同时也带动了南北文化的交流。后梁在文化上与萧梁一脉相承,属于南学系统。后梁士人的北迁推动了南学北传。“一代儒宗”沈重应邀在长安讲学十余年,北人张衡、杨汪、辛彦之等深受其影响。沈重还作为诸儒代表,参与了北周“三教”之争,成功地捍卫了北周儒教的地位。刘臻、柳(?)、蔡允恭等人在文学方面对杨勇、杨广兄弟皆有一定影响。第四章论述后梁佛教及其偏重禅行的风尚。后梁统治者多信奉佛法,萧警、萧岿都如此,这对后梁佛教的繁盛不无促进作用。据《续高僧传》等僧史所载后梁诸高僧的行迹及其学风表现,后梁佛教明显倾向禅修,从而更多地体现出北朝特色。这既与晋宋以来荆州地区佛教禅学的积淀有关,更与当时北方禅师南游及南北佛学的交流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