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当代港台第三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刘述先,以其“理一分殊”与“两行之理”的哲学观对自熊十力和牟宗三、方东美以来的新儒家思想做出了推动和发展。刘述先在其处女作中提出“文学欣赏的灵魂”在乎“人性的光辉”,本论文透过对“人性的光辉”的探析,从中找寻到“美”与“善”的关系。同时通过对其晚年“两行之理”哲学观的理解,梳理出从“理一分殊”到“两行之理”典范的创新转化。并以“两行之理”的哲学视角,考察并反思其早年的文学美学主张,从而探究其哲学体系中的美学和伦理学关系,以此衔接其从意义哲学到文化哲学再到系统哲学的学思发展历程。在此过程中分析刘述先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语境中,如何为纾解儒学困境所做出的学术努力,进而分析其中的利弊得失。论文共分四章,第一章从传统与现代的角度来考察主体自我与主体间性的问题,从中可以窥探传统儒学在现代化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第二章主要涉及刘述先的哲学主张,对“理一分殊”的现代阐释而得出的“两行之理”,“两行之理”的提出经历了“典范转化”的过程。第三章考察刘述先在《文学欣赏的灵魂》中所提及的“艺术同情”,透过艺术同情所透显的美善和合观,借由“人性”这条枢纽,将其美学思想与宗教思想相比观,从而探究其从文学美学到伦理学的话语转向。第四章联系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与刘述先的“两行之理”,探究刘述先美学话语的缺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