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来,随着性别平等的发展,我国女性的社会权利和地位稳步得到了提升。在中共中央不断提出支持发展和培养女干部的背景下,中国领导干部中女性干部占比也有明显提高。男女平等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为了提高女性享有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权力,自1995年起国务院在发布的历次《中国妇女发展纲要》中,都提出了有关保障和提升女性参政议政能力的发展目标。遵循身份认同理论的预期,随着女性官员数量的增长,女性群体的政策需求和政策偏好可能会在公共政策中得到更好的反映,使得女性官员可能与男性官员在一些政治领域有着不同的政策偏向。因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模式,使得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缺乏竞争力、长期处于劳动力市场的弱势地位,这塑造了女性更关心他人、更不愿意参与竞争等偏好,进而使其更关心基础教育、社会福利等有利于保障和改善社会弱势群体利益的社会性公共事务,而男性则更关心经济性事务。女性官员由于身份认同会更倾向于选择和实施更符合女性群体偏好的政策,包括发展教育、减少土地财政的利用、减少围绕经济增长的晋升竞争的投入等。而减少围绕经济增长的晋升竞争的投入意味着,降低对财政支出需求的迫切程度,这又进一步使其降低对土地财政利用的迫切程度。因此,女性官员可能具有增加教育支出与降低土地财政的利用程度从而降低房价的政策偏向。本文使用中国285个地级市的市长特征数据和城市特征数据,研究发现,首先,女市长显著提高了教育支出这类女性友好型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的比例,显著降低了科技支出这类非女性友好型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的比例。运用女市长上任政策事件的倍差法估计,其结果也证实了上述结论。其次,女市长显著降低了地级市的土地出让收入,显著降低了地级市的土地财政利用程度,这也在运用女市长上任政策事件的倍差法估计中得到了进一步证实。这意味着,女市长具有提高教育支出与降低土地财政利用程度的政策偏向,但是对科技支出等非女性友好型、却对地方经济发展有着重要作用的支出项目有“挤出”效应。因此,政策当局在设计官员选任和激励制度时,可能需要合理平衡女性官员可能对公共政策造成的积极和消极的影响,并把地区的具体情况纳入综合考虑的范畴。而在一些土地财政过度扩张的地区,可能在官员选任时适当提升女性官员的比例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