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统一法律适用标准,做到“同案同判”,我国建立了案例指导制度。指导性案例作为这一新兴司法制度的核心,通过对其在司法实践中应用情况的实证分析,发现案例指导制度在中国的法治土壤中运行状况不佳,尚未实现制度建立者最初的预期。因此,本文的主要研究目的,即是探究指导性案例在司法实践中究竟遇到了哪些问题,问题背后的根源为何,以及我们应该怎样使这一制度的功能得到更好的发挥。针对这一研究目的,本文主要运用了实证分析法、历史分析法、以及比较分析法这三种研究方法。第一部分是“探源”。笔者首先对案例指导制度的历史发展脉络进行了纵向的梳理,发现自中国古代,至中国近代,再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案例或判例在立法和司法两个层面发挥着重要的历史作用。接着,笔者将案例指导制度与两大法系判例制度进行了横向的比较,可以看出案例指导制度非但与英美法系判例法制度不同,而且与大陆法系判例制度相异,它是在中国独有的司法土壤中孕育而生的,是极具“中国特色”的。第二部分是“检视”。笔者主要依托于“北大法宝-司法案例”数据库,分别以“第8号指导性案例”个案应用和20批106件指导性案例整体应用两个角度,对其应用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发现指导性案例在司法实践中呈现出“鲜见参照”的问题,进而得出该项制度的运行实效远远达不到制度设立之初的预期的结论。第三部分是“反思”。针对指导性案例在实际应用中面临的困境,笔者经过分析,提出指导性案例的应用主要受到以下四个方面的制约:首先,已发布的指导性案例总量较小,无法产生规模效应,说理存在不足,不能应对法官审判实践中的需求;其次,指导性案例“应当参照”的效力不明确;再次,法官缺乏应用指导性案例的必要动力;最后,指导性案例应用技术缺失。第四部分是“建言”。基于前述对指导性案例实际应用状况不佳的原因分析,提出具有针对性、可行性的解决措施。第一,建立案例发现激励机制,强化裁判文书说理性,打破指导性案例的供求瓶颈。第二,形成对指导性案例的效力共识,明确指导性案例具有“事实上的拘束力”。第三,加强指导性案例应用的配套制度保障,如案例检索机制,外部监督机制等。第四,明确指导性案例应用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