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在中国走向现代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成长起来的现代作家,孙犁在其创作中折射出来的文化心理,明显是中国传统文化、新文化乃至外来文化综合作用的结果。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独特存在,孙犁的创作成就的第一个高峰出现在四十年代的解放区。阅读他此时期的作品,犹如感受到一股清新温润的风,能让平静的心灵更为熨贴,让浮躁的心灵得以沉淀。让人深思的是:孙犁此时期的创作风格与文化心理之间有何内在联系?或者说,二者之间是如何相互建构的?这一问题迄今仍未充分引起人们的重视,尚存在进一步阐述的必要。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一、“清澈的眼睛”:童年记忆中的文化底色。童年时代的孙犁所淋浴其中的由家庭教育、民间社会甚至自然景观所承载的文化,对他而言是一种命定,他无从选择。但无论如何,童年总是单纯而快乐。当孩提时代的孙犁用他“清澈的眼睛”打量故乡形态各异的文化形式时,收获的是永恒的快乐记忆,是“消遣”过程中逐渐渲染成的多彩心灵底色。这一切都将潜移默化影响孙犁文化心理的建构,日后又将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折射在他的文学作品之中。二、“朦胧的觉醒”:时代节奏中的知识窥探。作为一个较为早熟的知识分子,孙犁在青少年时代就迎来了他另一种面对文化的方式。从对象上说,此期的孙犁除了继续面对中国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之外,还有自“五四”以来的各种新文化资源,以及各种外国文化资源。因此他必然要作出选择。也正是在对各种文化资源的选择与吸收过程中,孙犁得以在相对漫长的人生游历状态中完成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精华日渐内化历程。文化资源的多元吸收,建构起孙犁较为开放的关注视角与文化视野,从而为他认同的“消遣的可能”提供了合乎逻辑的心理前提。三、“美好的极致”:战争岁月中的生命升华。将战争视为“美好的极致”,是孙犁特定文化心理的一个集中表现。孙犁对战争的这种判断,或者说是理解,很大程度上正是他那独特文化心理的潜在作用:用一种富于人性意味的生命关怀的视角打量战争,用一种富于理想色彩的价值取向书写战争,用一种富于个性体验的致思途径思考战争。值得关注的是,孙犁在对“美好的极致”的抒写过程中,折射出来的文化心理更多的不是出于政治考虑,而更是满足自己的文学追求的心理需要。这是一种心理深层的“消遣”,也是一种生命深层的“消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