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氏兄弟与西方审美现代性思潮的联系,至今已不是一个新话题。建国以后的研究,主要有两种主要取向:一种是否认周氏兄弟对西方审美现代性思想的承袭,一种是虽然认可周氏兄弟的思想属于审美现代性的谱系,却只关注他们对西方审美现代性的承袭而忽略其本土化的创造,甚至把他们的思想等同于西方审美现代性。其实,周氏兄弟的审美现代性思想是中国特质的审美现代性,它与现代中国社会文化语境密不可分,它更是中国传统的文化模式“构型作用”的结果;本文的目的,即是从文化学的视角探讨周氏兄弟审美现代性思想的民族特征。鲁迅与周作人的审美现代性思想,分别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两大传统——儒家传统和道家传统“构型”的产物。非理性、体验性和个体性是西方审美现代性思潮质的规定性,鲁迅思想与其西方先导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对待个体性的复杂态度上。的确,鲁迅高度重视个体尤其是个体心灵世界的价值,他曾明确指责“多数人的暴政”,提出“任个人而排众数”,但是,鲁迅的个人主义是悖论式的,个体价值并没有被绝对化。这集中表征于他的“中间物”思想中,是个体本位价值与群体本位价值在冲突中的调合。究其根源,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一元文化思维模式,造成了中国文化伦理本位主义的价值取向。西方文化玄设了高于现世的“理念世界”、“上帝”或“纯粹理性”、“自在之物”等形而上学本体,审美现代性思潮虽然以反传统的姿态出现可仍没有摆脱二元思维模式的构型,他们关注的意志、直觉、情感、存在体验、诗意栖居等要素仍然是被绝对化、形而上学化的,对这一切的体验也就成了本身具有终极意义的自足行为。对于中国人来说,宇宙不是由本原与现象造物主与被造物构成的,而是生成的。这种文化思维模式使中国人更看重现实世界和现实世界中的社会关系,更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伦理责任。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鲁迅在儒家伦理本位文化的构型作用下,当然剔除了西方审美现代性思潮的这种“泛审美主义”的自足,而使其伦理化了。与鲁迅相比,周作人融合了审美现代性与中国传统的庄禅精神,具有更鲜明的个体性。但在功利性与非功利性的问题上,周作人又体现出了显著的民族特征。周作人的“闲适”思想,潜藏着一个物质的、功利的前提。周作人的审美现代性体验因此是无功利性与功利性的悖论式的融合,而这正与中国道家文化传统相通。西方文化由于本原与现象、造物者与被造物、存在与存在者的分立,而造就了两种价值尺度:神性的价值尺度与人性的价值尺度。审美现代性的个体体验之自足性、终极性,便是以此为前提的,它把意志、情感、存在等提升为神性的、超越的尺度。在中国,神性尺度、超越尺度则是缺席的。庄禅精神,从其源头起便需借助于现世的物质基础。周作人的审美现代性思想便有着更为生动的现世内容。论述至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中国传统儒道互补的文化结构是有其必然性的。儒家传统关注社会共同体利益和价值的实现。但是,无论怎样把社会共同体置于价值序列的顶端,它也不能上升为“神”、“绝对理念”等绝对化、形而上学化的彼岸尺度,不能否认它是由现实的、具体的个人构成这一基本事实。因此,儒家传统本质上不可能排斥个体生命价值,否则其基础就会被抽空。儒家学说并未对这一点做出文本内的强调,因此,它需要道家做“文本间”的补充。道家的超越精神具有现世性的特征,仍是在现实的社会共同体中完成的,然而道家在文本内更多地强调“无待”,它也需要“文本间”的补充——需要儒家关注社会的价值体系与之并行,共同支撑一个完整的文化结构。从文化构型的层面上看,鲁迅和周作人在同一时代出现,正是儒道相克相生、相反相成的结构模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延伸;如果“五四”是中国现代文化的开端,那么几乎可以说,他们分别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化的两个传统,而这两个传统也构成了与传统的儒道互补相通的结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