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脆弱的生态环境和复杂的地形地貌决定了该地的自然灾害具有“以旱灾为主,多灾并发”的特征。自1912年到1949年间共有24年发生旱情,其中受灾最为严重的时期有两段,分别是史称“民国18年饥馑”的三年大旱,和1941年到1945年间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五年大旱。民国时期的陕西灾荒使得陕西的人口在数量上和空间分布上都出现了较为显著的变动。以抗日战争为分界点,抗战以前,大量人口或因饥荒而死、或迫于生计逃往外省、或被贩卖,从而造成了人口的大量流失。抗战以后,陕西作为抗战的大后方和西北地区重要的枢纽城市吸引了大量沦陷区的难民。大量难民涌入省会西安和黄龙山垦区谋生,这一时期,陕西人口出现了短暂的激增。民国时期陕西频发的自然灾害使得粮食大规模减产甚至绝收,致使粮价暴涨,大量灾民死于饥荒。与此同时,在陕割据的军阀为谋一己私利不顾百姓死活,一面逼迫农户种植鸦片,一面征收重税,使得本就不堪一击的灾民财匮力尽,民不聊生。灾荒带来的生存危机使得这一时期的人性和道德底线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从而衍生出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诸如抛妻弃子、贩卖妇女儿童之事已不是新闻,更有易子而食的人间惨剧。经济的极端贫困辅以政局的混乱状态,无疑成为了匪患的温床。不少落草为寇的灾民被军阀收编,自此兵匪一家,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性。灾荒让陕西本省的大量人口抛弃了原有的赖以生存的土地沦为游民,加上逃荒入陕的外省难民,极大的增加了社会治安的管理难度。这些游民、难民的安置问题以及迷信之风横行的问题更是令当时原本就自身难保的陕西政府捉襟见肘。大的灾荒面前,离不开政府宏观政策的指导、地方各区县的密切配合以及民间力量的加持。民国时期,为了应付旱灾,尽可能地缓解饥荒问题,为灾民提供基本的生产生活条件,各区县展开了兴修水利、节约备荒与赶种秋粮、以工代赈、成立赈济会与收容难民等措施。以华洋义赈会为代表的民间慈善组织也为这一时期陕西的救灾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