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从19世纪末开始，底层在文化和政治人物心目中的地位开始变化，由被鄙视的“群氓”渐渐变成了革命的动力，直至获得了国家“主人公”地位。在此过程中，底层的真实地位和实际面目却一直模糊不清。改革开放后，底层经历了一个短暂的“黄金时期”，随之开始面临形形色色的侵害，这种侵害却被人们忽视，或者被理解成其他的问题。而在社会意识中，底层的地位同时发生着一个由高到低的反向变化，当代小说反映了这个变化，但由于各种力量的作用，作品中的底层形象也是各不相同的。所以，本文要从文学入手，对当代社会的底层形象做一个初步的梳理。 上部 第一章 回避 80年代中期前，多数作家在塑造底层形象时都有意无意地回避其真实状态。主要有三种“回避”方式：(一)农村题材、“伤痕”和改革小说由改革宣布底层苦难完全终结。作家通过描写改革初期底层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的转变实现这一目标。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新农民形象较令人信服，但作品竭力塑造的“高尚”工人形象则缺乏现实基础。这些底层形象存在的共同问题是：将底层苦难的根源简单化——笼统地归于过去并视改革为苦难的终结。(二)文革反思小说由“文革”结束宣布底层苦难的完全终结，它们描写了底层在极“左”时期的苦难，有较强的批判力度，但局限于否定文革、反思十七年，割断了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三)知识分子“反思”小说将文革经历传奇化，以“平反”后的辉煌宣告了苦难的终结。底层在小说中成了“落难”知识分子的陪衬工具，底层妇女形象被扭曲得更为严重。从思想来看，“苦难终结论”源于作家对“现代化”道路的崇拜。 第二章 直面 80年代初期以后的小说中底层的真实生存状态逐渐得到反映。这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改革初期王润滋的作品就揭示了底层沦为“现代化”的牺牲品的危险，他的小说中包含的“第三条道路”其实是“生存第一”的底层道路：他的《内当家》中蕴含的“剥削者还乡”主题意味着金钱至上被合法化的开始。(二)80年代中期以后，越来越多的小说表明，底层成了“现代化”下的被损害者，在权力与底层自身的共同作用下，底层事实上和道义上都被推入了牺牲品的行列。(三)90年代中后期，在底层的真实状况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的时候，“三驾马车”却推出了一种“新”底层形象。这是90年代的现实对50年代的片面记忆的拼接。 第三章 原因 文革后小说对底层真实的“回避”，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变化直接相关。文革一结束，文革式毛意识形态就面临冲击，现代化理想取代“继续革命”成为“人民”的救星。整个80年代，在现代化理想不断膨胀的同时出现一个盲区，即底层。有些作家有隐约的底层厂家，但却无力直面，因为对80年代的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混沌一体的“人民”是不容置疑的受益群体。张炜的“解放资本家”方案希望能借资本家高效地发展经济并照顾底层利益，是较典型的理想化表现。当改革以政治的让步来发展经济的时候，被牺牲的是底层的利益。这就直接促成了底层的地位重回原点。 与此同时，90年代初，一些学者开始做市场经济下的阶层分析研究。在此基础上，出现了1997年人文学界对整个现代化道路的反思。1999年，《读书》关于“三农”问题的直接讨论也引起较大反响。2000年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则以丰富详实的农村调查验证了知识分子的担忧。2002年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分析出中国社会的十大阶层，工人和农民的大部分第一次被标为“底层”。与底层的反抗同时增强的却是“新意识形态”对底层问题的抹杀。A、到了90年代，一种由媒体共同制造的“新意识形态”刻意抹平阶层间的深刻差异。B、知识分子被收编到改革受益者的行列，底层在文化上丧失代言人。C、缺乏调查渠道，底层世界被现行体制隔绝在“彼岸”。 90年代有了一个最大收获，底层问题终于浮出水面。中国学术界状况还显示一个重大的缺陷，即底层理论的缺乏。这造成文化人对现实思考的简单，对现实十分敏感的文学亦是如此。提要11 下部 第四章底层的“富”的想象 改革开始后的一段时间内，人们对致富有着莫大的恐惧。改革后第一批富翁产生后，人们开始了各自的致富活动。这时的致富还是以劳动致富为主。之后，就出现了物欲泛滥，金钱成了唯一的人生价值。在对“富”的想象中，从农村到城市存在着等级差别。在致富的手段_匕随着时间的发展也基本有一个层进过程，最后发展成全民不劳而获的狂想统治一切，而且失败者会对无辜的人实施报复，这是人们丧失了精神上最后的退守之地的结果。底层进入中上层之后就会抛弃底层，底层精英的单向流动使底层处于不断被抽空的状态。从“现代化”到“全球化”，底层的命运不但越来越糟，而且在金钱的诱惑下，出现了文化人的“自我底层化”，同时物化社会不断制造着“新底层”，比如“跨国底层”。这意味着绝大多数的人们致富梦的破灭。 第五章底层的爱情去斜因 底层的婚姻经常无爱情，这从现代观念来衡量是不“道德”的;文革后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