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简称“中国道路”)是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①基于学术界多数学者认为中国道路起于1956年,因而本论文探讨的中国道路以1956年为起点。考虑到习近平对中国道路的坚持与发展仍处在进行之中,并且有关的国外影响因素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因此,本论文暂未将习近平对中国道路的坚持与发展列入研究范围(仅在结语部分略作展望)。本论文主要根据毛泽东探索、邓小平开创、江泽民推进和胡锦涛坚持与发展中国道路四个时期,探讨国外因素对中国道路形成与发展演变过程的影响。鉴于中国道路形成与发展的国外影响因素复杂纷繁,难以做到一一阐述,因而本论文遴选了对中国道路形成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国外因素作为研究对象,以期勾勒出中国道路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轨迹。本论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组成,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绪论阐述了选题来源和选题意义,对国内外学术界关于中国道路形成与发展的国外影响因素的研究现状进行述评,提出了研究的基本思路、基本方法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与创新点。第二章主要围绕战争与革命时代主题、苏共二十大、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中苏关系由分歧走向对抗等国外因素,结合毛泽东对这些国外因素的认识与处理,阐述毛泽东探索中国道路从开始到出现挫折的外部原因。论文认为,战争与革命时代主题确定了毛泽东探索中国道路的基调;苏共二十大成为毛泽东探索中国道路的重要诱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加速了毛泽东探索中国道路的步伐;中苏关系由分歧走向对抗逆转了毛泽东探索中国道路的方向。毛泽东探索中国道路有成功,也有失误,其认识与处理国外因素的经验教训值得汲取。第三章主要围绕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新科技革命与资本主义新变化、西方国家对华“和平演变”、苏东国家改革失败等国外因素,结合邓小平对这些国外因素的认识与处理,探讨邓小平能够开创中国道路的外部原因。论文认为,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是邓小平确立经济建设中心、开创中国道路的重要历史前提;新科技革命与资本主义新变化为邓小平开创中国道路提供了机遇与挑战;西方国家对华“和平演变”成为邓小平开创中国道路的压力;苏东国家改革失败在警示中国的同时,也使中国在开创中国道路过程中面临两难处境。邓小平在正确认识与处理这些国外因素的基础上开创了中国道路,其认识与处理国外因素的成功经验值得发扬光大。第四章主要抓住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变化、经济全球化浪潮和苏东剧变等国外因素,结合江泽民对这些国外因素的认识,阐述江泽民推进中国道路的外部原因。论文认为,多极化国际格局在给中国带来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的同时,也使中国面临着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巨大压力;经济全球化给中国提供了参与国际竞争、融入国际社会的机会,也使中国主权、经济安全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等受到威胁;苏东剧变使中国在推进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面临着巨大挑战。江泽民审时度势,沉着应对,采取了诸如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重要举措,推进了中国道路,其认识与处理国外因素的经验值得总结。第五章主要抓住21世纪初的国际形势、国外舆论和“9·11”事件等国外因素,结合胡锦涛对这些国外因素的认识,阐述胡锦涛坚持与发展中国道路的外部原因。论文认为,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尽管使中国面临许多新的挑战,同时也给中国带来了重要的战略机遇;而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种种质疑与猜测又使中国发展面临着巨大的国际舆论压力;“9·11”事件促使美国调整对华政策,减轻了中国的战略压力。胡锦涛抓住时机,顶住压力,提出并践行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坚持和发展了中国道路。结语部分在归纳总结中国共产党认识与处理国外因素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坚持与发展中国道路所取得的成就略作概述,指出中国道路在继续向前发展,对中国道路坚持与发展的国外影响因素的研究永远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