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作为重要的儒家传统经典之一,历经汉唐之诠释直到宋代才真正发挥其影响。宋儒重视对儒家经典的阐释和研究,朱熹对大学极为关注,视其为“入德之门”。以《大学》为其思想的经典依据,他“移其文,补其传”,改定文本章次,经朱熹改本的《大学》作为四书之首具有了新的生命和崇高的地位,为后儒所尊崇。王阳明出身孝悌世家,少年时就提出了成圣的为学目的。作为朱熹的推崇者,青年时期的王阳明深受《大学》理论尤其是格物穷理说的影响,他遍寻朱子之书,研讨格物之学,在经过了数次失败的体验后,王阳明最终意识到了朱子分心与理为二的问题,这个问题长期困扰着王阳明,他上下求索,出入佛老,直至龙场悟道心即理的体悟才找到了解决的办法。王阳明的心即理命题,将普遍性和个体性,理性与非理性统一了起来,消解了理性与感性的对峙,贯通了形上和形下,使理不能超越于个体而存在。心即理是其道德哲学的基石,为人的多样性和成圣的可能性提供了心性论的前提。在心即理体系下,王阳明以古本为正,对朱子改本《大学》进行了批判。他提升诚意地位,在诚意主导下的格物实现了从外向内的转换,在另辟《大学》诠释方向的同时采用其范畴结构建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晚年致良知的提出在丰富《大学》致知内容的同时,标志着阳明哲学体系的成熟。随着其思想体系的成熟,王阳明对《大学》有了新的理解。他以致知代替诚意,对格物进行了全新的解释。《大学》之三纲领八条目最终归于致良知。致良知体系下的《大学》成为了万物一体之哲学,是达到“万物一体”人格的“大人之学”,《大学》成为穷极真理之书。阳明的《大学》思想是其人生境界的理论体现,阳明以圣人之道得以明、圣人之政得以行为己任,在“安百姓”和“平天下”的理想上躬身实践,以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投入到了世事中去,以自己的生命体证实行并印证着他思想和学说。由于对致良知的理解不同,在阳明之后,其弟子分为了不同的派系,在继承发扬王门思想的同时,推动了晚明学术的发展。王门心学流传至今,在海内外拥有重大的影响。本文从对阳明《大学》思想发展的不同阶段的考察出发,分析梳理了王阳明哲学中心与理、心与物、诚意与格物、致良知说等与《大学》密切相关的内容,力图在考察阳明《大学》思想的同时,呈现阳明哲学基本内容并揭示从宋代到明代《大学》理论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