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直播是指通过互联网、电视等方式对相关内容进行实时直播的行为,其中影视直播与版权联系更为密切,主播通过网络直播平台将影视作品通过录屏等技术手段在网络直播平台进行共享,侵犯版权人的权利。网络直播平台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为网络用户提供服务,判定其是否对侵权行为应该承担责任应对其注意义务进行分析,而学术上和实践中对网络直播平台承担何种程度的注意义务没有统一观点。在红旗标准下,网络直播平台是仅提供技术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基于网络空间海量内容且侵权行为具有强大的隐蔽性,网络直播平台进行合法性审查时对侵权行为的识别存在一定的困难。加之网络直播平台内容存在即时性特点,并且现存的网络直播平台运行并未形成规模,大量分散的小型平台现有技术无法达到识别具体侵权的水平,要求其承担审查义务无疑是增加负担。在此理论下对网络直播平台注意义务程度仅需达到一般理性人的标准,其承担责任时“认识”应达到对具体侵权行为或事实明知的认知水平,并且不应对平台施加事前的审查义务。在德国安全保障义务理论下,网络空间与物理空间并不存在实质上的差别,只要满足开放性、集聚性及拥有交互功能即可认定为公共空间,因此网络空间为事实上的公共交往空间,网络直播平台是直播空间的开启者和管理者,对危险活动具有控制能力。因此,在此理论下,网络直播平台的注意义务应该上升至高于一般理性人的标准程度,达到具有专业知识人的标准,承担面向未来的审查义务,不仅对在发现侵权行为或是有能力发现侵权行为而视而不见时对侵权行为进行排除妨害,同时对即将发生的或是有能力能够预见到的侵权行为负有审查义务并进行排除。在一般过滤义务理论下,网络直播平台在对内容进行合法性审查时,定会对内容有实质性接触,并在直播的各个阶段,平台均有广泛参与,甚至会为吸引观众对内容进行主动的整理和编辑,同时一般过滤技术已较为成熟,具有可行性。在此理论下,要求网络直播平台承担一般过滤义务并非过分,且在此标准下一般过滤义务的适用应该是基于版权人的申请和平台主动适用相结合而开启,不应超过平台的负担限度,应以技术性过滤为限。因此,在我国未有注意义务判定规则的前提下,建议对注意义务的确定在原则方面应注重公平,均衡各方主体之间利益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效益最大化,在规则的具体适用上应混合适用多种注意义务标准,依具体情形的不同注意义务呈动态变化,综合考量多重影响因素,结合现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将注意义务的审核向智能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