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新闻史上寿命最长、影响最大、声誉最盛的一家报纸,《大公报》不仅详细记录了发生在中国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或众多有趣的历史现象,而且还顺应中国历史发展的潮流,从一个侧面记录了中国人民争取解放与独立,寻求发展与振兴的艰辛历程,堪称“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中国现代史”。本文以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历史阶段和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卢沟桥事变、重庆谈判等重大历史事件为纵线,以新记《大公报》(1926年—1949年)的评论文章、新闻报道、副刊作品等报刊作品为案例,采用文献法、例证法、对比论证法等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从一个侧面考察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历史变迁。由于各种政治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大公报》曾被归入与《中央日报》类似的反动报纸之列,遭到世人的批判与指责,在中国大陆被相继停刊。但是,历史事实证明,《大公报》是一张爱国的报纸,其“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宗旨在中国近现代新闻史上颇具自己的特色。因此,我们不能苛求于前人,要求《大公报》的报人们去做超越那个历史时期的事情,而是应该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如实地分析《大公报》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客观地评价其对历史事件和人物所采取的态度及其原因,还历史的本来面貌,为历史学的研究提供借鉴。报纸是中国近代才有的一种重要资源,亦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者的一种独享的待遇。《大公报》于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在天津创办,曾先后或同时在上海、长沙、重庆、桂林、香港、北京等地出版,至今仍在香港刊行,是20世纪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民营报纸之一,亦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报龄最长的报纸。它为中国新闻界培养了众多的人才,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1941年5月15日,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评选世界优秀报纸,《大公报》获得荣誉奖章,这是继日本《朝日新闻》后第二家获奖的东方报纸。1980年,《大公报》更被联合国推荐为全世界最具代表性和权威性的三份中文报纸之一。《大公报》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和世界新闻史上赢得一席之地,除了它自身的媒介特色外,更主要的是在于它与中国社会之间有着紧密相联的关系。《大公报》不仅详细记录了发生在中国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或众多有趣的历史现象,见证了百年中国所经历过的各种社会变化,而且还顺应中国历史发展的潮流,支持变法维新,拥护民主立宪,反对袁世凯称帝,反对军阀混战,坚持抗战,反对投降,不畏权势,勇于为民说话,等等。《大公报》从一个侧面记录了中国人民争取解放与独立,寻求发展与振兴的艰辛历程。正如季羡林先生在纪念《大公报》创刊98周年座谈会上所说,“《大公报》的一百年可以涵盖中国的20世纪;从第一期到现在,就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中国现代史。”《大公报》作为报纸媒体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出现和生生不息,这种历史现象本身,即蕴含着不可忽视的历史价值。也正因为如此,《大公报》本身就是一个亟待深入开掘的“宝藏”,吸引了中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研究《大公报》,有助于我们观察近代中国社会,有助于我们诠释中国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救国建国的心路历程。新记《大公报》时期(1926年—1949年)是中国社会各种政治势力抉择的时期,本文旨在通过研究这一特定社会情境中的《大公报》,从一个侧面探讨中国现代社会的历史抉择。先前的许多研究已经证明,将《大公报》视为一种重要的历史资源并以之为一种基本的分析依据来考察现代中国社会是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