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社会不公平的一个重要来源，职业代际传递是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持续关注的问题之一。　　对于职业代际传递而言，研究处于职业等级顶端阶层是否具有代际传递性尤其重要。在我国最具代表性和关注度的顶端职业是体制内的党政机关，这个阶层很容易利用掌握的公权力使自己在利益分配中受益，这形成了他们的政治资本。　　从已有的文献可以看出，我国体制内职业的代际传递性总体上比较明显。但是已有文献没有考虑到内生性问题，实证结果可能有一定的偏差。本文利用考虑了内生性的Biprobit模型试图解决这个问题。鉴于本文的研究目的，我们根据样本数据的实际情况构造了一个工具变量：父亲是否出生于1962年之前的二值变量，如果出生于1962年之前则取1，如果出生于1962年（含）之后则取0。我们认为父亲是否出生于1962年之前与父母就职于体制内的二值变量相关；且与大学毕业生是否进入体制内的二值变量无关。　　使用“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BCSPS）”数据，Biprobit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在解决内生性问题之后，体制内职业的代际传递效应明显增大了。父母就职于党政机关使得子女大学毕业时进入体制内的概率提高了22.8%，约是Probit回归结果的4倍。　　分性别样本来看，父母就职于体制内使得女大学毕业生进入体制内的概率提高了25.7%，远高于Probit的回归结果6.23%。就男大学生样本而言，Wald检验的结果显示，关键解释变量——父母至少有一人就职于党政机关不存在内生性。因此，我们仍然使用 Probit回归的结果——即父母就职于体制内对儿子大学毕业时进入体制内没有影响。　　分区域样本看，在中西部，父母就职于体制内使得子女进入体制内的概率提高了23.5%，而Probit回归由于内生性的问题，低估了代际传递效应。就东部样本而言，父母就职于党政机关使得子女进入体制内的概率提高了30.3%，高于Probit回归的9.06%。　　由此可以看出，我国体制内职业确实存在着比较严重的代际传递现象，这种精英阶层的固化倾向需要引起人们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