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异数”，她以其独特的叙事和艺术风格成为盛开在40年代文坛的一枝凄艳的奇葩，至今花瓣奴零，犹有余香。反讽是张爱玲小说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她揭示人性，描摹世情时必不可少的态度，也是她小说审美情致的一个方面。反讽叙事成为张爱玲展示人性真相的主要叙事策略，反讽的对立性结构导致文本的意义空间呈现出一种张力，借此实现她对现实世界和人性世界的深层揭示和哲学反思。本文从张爱玲小说反讽叙事的要素、类型、方法和特质几个方面来具体阐释其叙事特点。张爱玲持着一种超然世外的态度，漫不经心地向我们展开一幅幅世俗风景画，努力使读者与故事保持一种心理和审美的距离，而这种漫不经心不代表作者完全退场，她常在叙事中进行协调和控制，必要时进行有分寸的介入，保证了读者准确地把握其反讽意蕴。反讽是通过悖立因素的相互对比完成的，张爱玲运用了言语反讽、情境反讽和结构反讽三种反讽类型呈现出语言外壳与真实意指间的矛盾，情节场景之间的矛盾和文体结构内部的矛盾，由此产生一种含蓄的艺术张力，极大地丰富了作品的意义空间。反讽叙事不很透明的多重视境又需要作者采取一些技巧手段，为读者理解其反讽性提供线索，张爱玲善于设置独特意象将反讽意味凝结，并对故事进行反高潮的处理，在读者认为众望所归的高潮就要来临时突然来个跌落，达到意想不到的讽刺效果，她还成功运用了颠覆传统思维方式的戏拟手法解构了亲情神话，消解了爱情神圣，亵渎了生命意识，让蚤子爬满华美的袍，展现出一个苍凉而真切的凡俗人生。张爱玲的批判不是完全的否定，她的讽刺是以苍凉作为底色，基于对人生虚无的认识，字里行间包含着对人性劣根的理解和宽恕，讽刺过后，是凄凉的同情和悲悯。一方面是隽永的讽刺，一方面是压抑了的悲哀，两种性质巧妙融合，体现了她独特的创作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