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纳达是东加勒比众多小国之一,该地区的被干预次数在美国自詹姆斯·门罗直至吉米·卡特以来干涉加勒比地区的历史上屈指可数,但由于70年代加勒比地区动荡的局势、苏联对西半球的介入以及格林纳达的地缘战略意义,使得该地区在1979年新宝石运动发生后频频被美国提及,并将对格林纳达革命的干涉提上日程。如何不让格林纳达成为西半球的第二个古巴,是美国政府亟须解决的问题。在经历了越南战争的失败、民意的反对以及实施缓和战略后70年代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大肆扩张,80年代初美国如何在时代的风口浪尖面对这些严峻的挑战、进行对外战略上的调整以及确定美国在西半球绝对的影响力成了里根政府刻不容缓、亟待回答的问题。与前任卡特不同的是,里根摒弃了过于理想主义的人权外交,重新回到自杜鲁门以来以现实主义为核的遏制战略上来,在加勒比地区这块被美国一直视为自家后院的土地上不遗余力地抵制共产主义政权的产生和蔓延,与苏联全面对抗。格林纳达出于保卫革命成果的目的,以宣传手段为主,辅以接受古巴和苏联的军事援助加强自身实力对美国进行了威慑。但由于双方的综合国力相差过于悬殊以及无政府状态下对方行为具有不确定性,格林纳达最终遭到了美国的入侵,革命政权被颠覆,格林纳达对美国的威慑战略以失败告终。而对于美国而言,自二战后至里根第一任期内的美国战后对外战略可谓一波三折,大体上经历了“遏制—缓和—遏制”这样一个变化。里根第一任期恰好处在由缓和战略再次回归以门罗主义的和罗斯福推论为内核的遏制战略这样一个转折点上,而这种变化的标志则正是美国入侵格林纳达战争。在成功武装干涉了格林纳达后,美国很大程度上得以走出“越战恐惧症”的阴霾,为自已找回了信心,加勒比地区的革命运动也进入了一个相对低潮的时期,至此美国基本达到了出兵的目的。此后,美国在对外政策以及实施手段上更具扩张性。1979-1983年美格双方行为互动、彼此敌意的增加以及最终格林纳达方面威慑战略的失败是安全困境下“螺旋上升”的典型体现,重温并再度审视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对威慑理论研究有重大现实意义,故笔者将“威慑理论”这一模型与格林纳达与美国关系发展的史实相结合,并结合影响威慑战略的因素对这一事件进行深入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