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金融监管的放松和金融创新产品的不断涌现,金融资产(股票、债券、房地产等)占社会经济总资本的比重日益增大。资产价格如果出现剧烈波动,其影响范围将大大超出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本身,甚至会对宏观经济基本面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产生严重冲击。在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背景下,一国经济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其他国家经济发展状况的全球经济大环境,因此,旨在保持本国货币币值稳定和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独立性正在降低,对资产价格的关注度也在日益上升。随着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不断壮大以及金融产品的日益丰富,资产价格波动将不可避免地对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产生影响。资产价格波动不仅动摇了货币政策传导发挥作用的基础,也影响了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实现。因此,在当前国际经济金融形势更加复杂化,国内经济形势日益严峻的背景下,基于经典的货币政策传导理论,针对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现状,深入探讨货币政策资产价格传导的机理和效应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对于货币政策资产价格传导机制的渠道效应分析,是基于货币政策、资产价格与宏观经济的关系这个大框架下进行的,同时从房地产市场与股票市场这两个传导市场来检验货币政策传导的有效性。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来对笔者的上述思路进行具体阐述：第一部分为绪论,阐述了研究背景及意义,首先通过日本与美国遭遇经济危机的两个实例表明了资产价格剧烈波动对宏观经济带来的严重影响,接着基于经典理论,从资产价格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资产价格传导渠道的有效性等方面进行了相关文献综述,接着对本文的研究思路及可能的创新与不足作出了说明。第二部分是货币政策的资产价格传导机制,从资产价格传导渠道出发,着重阐述了货币政策资产价格传导的机理,接着从房地产市场与股票市场两个传导市场分别解释了货币政策如何作用于实体经济,为之后货币政策资产价格传导渠道效应的实证分析奠定了基础。货币政策的资产价格传导机制一般分为两个环节：一是从货币政策传导到资产价格(内部传导),二是从资产价格传导到实体经济(外部传导)。其整个过程表现为：中央银行通过实施货币政策,利用对基础货币的控制机制与乘数效应影响货币供应量的大小,货币供给量的变化对资产价格和虚拟经济规模产生影响,这是第一阶段；资产价格高低与虚拟经济规模大小的变化对货币需求产生影响,资产价格通过多种渠道(财富效应、流动性效应、托宾Q理论和资产负债表效应)对消费和投资产生影响,进而影响整个实体经济,这是第二阶段。这也是本文将分成两个阶段对货币政策资产价格传导渠道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的依据。第三部分为我国货币政策资产价格传导渠道效应的实证分析,是本文的重点内容,笔者同时从房地产市场与股票市场视角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实证检验了货币政策资产价格传导渠道的有效性。资产价格在货币政策从中介目标到最终目标的传导过程中起着桥梁作用。货币供应量和利率的变化不同程度地影响资产价格,资产价格的变化又影响到社会消费、投资等,最终引致宏观经济的变动。为了更直观地分析资产价格的作用与验证资产价格传导渠道的效率,本部分将分成两个阶段对货币政策资产价格传导渠道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第一阶段研究货币政策对资产价格的影响,第二阶段研究资产价格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实证表明,在资产价格传导渠道中,货币政策从中介目标到资产价格过程的传导较为顺畅,通过资产价格传导对实体经济有影响但不稳定,而货币政策通过资产价格传导对物价上涨的推动作用却明显,即货币政策从资产价格到最终实体经济这个过程的传导是不太通畅的。总体而言,目前我国资产价格传导渠道尚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传导渠道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阻滞,而其原因在于第二阶段传导的不通畅,即从资产价格到实体经济的传导效应不明显。第四部分是结论与政策建议,根据前面的实证分析结果,得出了我国货币政策资产价格传导渠道存在阻塞效应的结论,接着从市场、企业及居民三个方面对阻塞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并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就全文来看,得出了以下结论：在我国货币政策的资产价格传导渠道中,第一阶段货币政策对资产价格的作用是有效的,虽然货币政策的变化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效果还不是很明显,甚至会引起房地产价格的不同变化,但是股票价格对货币政策变化的反应较为敏感,而且股票价格变动的冲击对房地产价格变动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助推作用,对房地产价格存在较为持久的正向影响；第二阶段资产价格对实体经济的作用效应较弱,实证分析得出房地产价格并不是产出和投资的格兰杰原因,股票价格也不是产出、消费和投资的格兰杰原因,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目前我国股票市场中的财富效应与托宾Q效应都还不是很明显,而从房地产价格变动对消费在较长时间内的正向冲击影响可以看出,在我国房地产市场中,消费的财富效应仍是存在的。同时研究发现,资产价格上涨对物价上涨起到的支撑和助推作用是明显的。综上可知,目前我国资产价格传导渠道尚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传导渠道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阻滞。传导出现阻塞效应的原因主要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市场原因。我国股票市场的投机气氛浓厚,股票价格波动幅度过大,进而影响了股票价格财富效应、流动性效应、托宾Q效应以及资产负债表效应的有效发挥,加上股票市场的广度与深度总体不足,结构不合理,其上市公司整体质量不高且透明度较低,还存在渗漏效应；我国房地产市场上存在刚性需求及其市场化程度不够,且缺乏配套的法律法规对房地产市场予以规范。第二,企业原因。目前我国许多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还不能作为真正的市场竞争主体实施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竞争主体行为,它们往往受制于行政部门与地方政府,或者还难以通过洞察经营环境的变化及时调整自己的投资支出行为,对资金的利用效率还比较低；另外,对我国部分中小企业而言,有待解决的是资金的可获得性问题,而不是资金成本的高低问题,货币政策对有些企业来说几乎是没有影响的,加上自身条件与能力的限制,部分中小企业无法根据货币政策的变化来调整其投资行为。第三,居民原因。我国收入分配的不合理以及面临经济转轨时期,居民对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而产生的粘性预期,加上居民自身的流动性约束与金融意识的缺乏,使得部分居民无法根据货币政策的传递信号有效地作出反应。最后针对以上原因,与我国的现实国情相结合,分别从市场、企业与居民三个方面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总而言之,本文是想验证我国货币政策资产价格传导的有效性。其中可能的创新主要是同时将房地产价格和股票价格纳入VAR模型,分阶段对资产价格传导渠道的传导效率进行检验。这样做同样基于VAR模型自身的特点：不以经济理论为基础,只要变量间是相互有关系的,就可将其包括在VAR模型中,在模型的每一个方程中,内生变量对模型的全部内生变量的滞后值进行回归,从而估计全部内生变量的动态关系。因此,将这两个变量同时纳入VAR模型,房价与股价本身的联系也包含在了模型中,二者同时对货币政策和实体经济产生影响,比较符合实际。另外,本文从资产价格视角分析,同时把房地产价格与股票价格作为资产价格因素,通过多变量VAR模型来比较二者的变化对实体经济产生冲击的强弱,以此来判断在货币政策考虑资产价格因素时二者的相对重要性,希望能为今后物价指数衡量方法的完善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一是由于笔者理论基础和时间、篇幅的限制,实证分析时没能用更精准的变量来衡量货币政策的变化；二是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在对经济增长进行测算时,无法取得国内生产总值的月度数据,只能以工业增加值为其代理变量,这可能导致不能完全地反映真实的经济增长情况,造成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检验出现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