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社会学研究对象的“完整的社会事实”是由其所表现出的以下三个特性整合起来：①让社会学维度与它多元的同时性方面吻合；②历史的或历时性的维度；③生理一心理学维度。因此，若是我们着手对现代城市社会中的民间信仰作“对具体、也即对整体的研究”，那么，我们必然发现真实的东西不是国家的宗教政策、种种崇拜对象和仪式，而是这个城市或那个城市中的民间信仰之信仰者及其相关信仰实践。 从同时性的维度来看，在国家的控制、受教育水平的提高、科学技术知识的日益普及以及城市社会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等社会性因素的作用下导致了：在城市社会的公共层面，实现了比较彻底的“祛魅”；而在社会个体生活层面，在现代城市社会中，民间信仰不再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习惯性认知表达方式，城市社会百姓日常生活中诉诸知识、工作的“经验状况”得以扩充而求助于民间信仰的“超验状况”则在一定程度上被压缩。 从历史、文化的维度来看，在现代城市社会中，信仰者获得信仰知识的主要途径有两种：书刊、杂志、网络和影视等“正式传播渠道”和家庭代际、人际以及传说、风俗之类的“说法”等“非正式传播渠道”。尤其是后者：透过种种人际关系和口耳相传的传播方式，对城市社会市民的民间信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正是长期以来，国家对民间信仰屡禁不止的传播学根源。透过种种传播渠道，民间信仰依然在城市社会得以传承和普遍传播，构筑成现代城市社会市民信仰的普遍信仰文化脉络。 而从生理-心理的维度来看，随着社会的变迁，国家-社会二元结构得以形塑。在社会“个体空间”领域内，民间信仰对于满足个体信仰者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的“知”、“情”、“意”诸方面依然起作用：在认知方面，信仰者主要是依据自身的个体经验、阅历，用一种“就事论事”式的态度来对待“科学”或者是“民间信仰”等“大知识体系”的，因此，在他们自身的认知能力看来，“有些东西”是科学“难以解释”的；从“意”的角度来看，日常生活中存在种种“可能”，在信仰者看来，民间信仰对于这些“可能”的“解释”更有吸引力；在“情”方面，诸多仪式，比如扫墓之类的，依然是一种“人之常情”的最为有效的表达方式。这表明在个体日常生活中，上述诸方面依然存在着巨大的、需要诉诸巫术、数术和宗教信仰的“超验空间”。 个体信仰者日常生活中“超验空间”的存在表明，为了克服种种“超验空间”，民间信仰之信仰表达依然是信仰者个体一种必然的实践行为。现代城市社会中民间信仰的种种“回潮”迹象就是这些信仰实践的集体表达。城市社会民间信仰者之信仰实践的基本动机是觉得它“有用”。这种“有用性”主要表现在： 首先，可以给予信仰者“心安”。具体表现在：在认知上，是一种对“不可知的知”；在人生意义上，是对人生中种种“可能”所衍生的“希望”的有效诠释；在情感方面，则是一种纯粹的“感恩”、“怀念”等等情感的表达。 其次，民间信仰的种种信仰、仪式本身会给信仰者带来“忧虑”与“不安”：在“避害趋利”心理的作用下，某些仪式的缺失会使信仰者感受到“担忧”与“不安”；而在仪式实践或者在某些宗教场所中，信仰者由于与“完全相异者”相遇而感受到一种由衷的“恐惧感”。 无论是那些为了获得“心安”而积极、主动地信仰、实践民间信仰的“主动信仰(者)”，还是那些由于具体的情境或者是由于仪式的或缺所激发的“忧虑”而不得不信仰、实践的“被动信仰(者)”，他们在信仰、实践的过程中，其信仰实践都比较“讲究”。这种“讲究”主要表现在： 从信仰者之信仰实践的“内在”基本内容来看：①信仰者在信仰实践过程中对于仪式所表达的内容比较了解，并且在意其结果；②在信仰者对待信仰实践的主观态度方面，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虔诚。而从其“外在”形式来看，信仰者在信仰实践过程中，遵从相关的仪式、信仰、规则。 在比较“讲究”的信仰实践后，信仰者往往能够获得某种程度的“心安”。主要表现为：①能够比较彻底地解决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种种“边缘情境”所导致的认知困境；②为命运的种种可能提供一种有意义的解释或者是实现途径；③使得由种种“边缘情境”所导致的情感能够得以有效表达。 由此可见，在现代城市社会中，民间信仰者之信仰实践存在着下述这样一条基本逻辑： 在民间信仰者依据自身经验、宗教信仰需求所自定义的“超验空间”内，信仰者越觉得民间信仰“有用”，在信仰实践中就会比较“讲究”，也就能够获得某种程度的“心安”。 从中也可以发现，传统民间信仰的“功利主义”特征所培育的“术化”信仰实践逻辑依然在现代城市社会民间信仰者之信仰实践中得以延续、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