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权力的地方就有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腐败治理是一个历史性问题,更是一个现实性难题和世界性难题。分权制衡、依法治国等制度设计被认为是腐败治理的有效工具。随着对腐败原因的深入探析,透明与问责作为新的治理手段得到国际组织和世界各国的高度认可。理论上,“信息越透明,政府越清廉”这一理论得到众多学者的认可和支持,但是,两者关系的实证研究却结论不一。本文立足于中国独特的预算问责实践,对财政透明度与政府腐败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寻求在中国党政体制背景下,如何有效利用透明的财政信息监督政府行为,从而为治理腐败提供政策思考。本文以中国地级以上城市政府为研究对象,以委托代理理论、公共预算理论为理论依据,在梳理国内外文献研究基础上,设定政府财政透明度与腐败关系及其内在影响机制的研究假设。利用2015-2017年我国291个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城市政府财政透明度与腐败程度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研究发现:整体而言,提高我国城市政府财政透明度的确有利于减少政府腐败,但两者关系时强时弱,在不同地区表现各有不同,东部地区表现最为明显,西部和东北地区影响减弱;宣传与问责对财政透明度与政府腐败关系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网络媒体的使用不仅没有减少政府腐败,反而增加了政府腐败程度,但民众的问责参与有利于减少政府腐败。基于上述实证结论,本文认为在腐败治理过程中,财政透明不能完全作为抑制腐败的有效法宝,信息公开要因地制宜;同时,还要重视腐败信息的传播,积极宣传政府反腐工作,引导网络舆论走向;积极鼓励外部主体参与反腐败斗争,加强反腐内外联动机制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