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在1920年代走向“以俄为师”之路,它的改组过程及其内容,是一个学界研究比较成熟的论题,尤其是政治史方面的考究。近来另有部分著作从国民党与民国思想和社会环境的互动去探究这一问题。本论文则将重点转向国民党走向联俄的背景和原因,并在结合学界近些年的全球史方法论基础上,从一个以往研究中所忽视的远东世界秩序冲突和多中心的互动架构下进行分析。因此,详细处理远东的几个主要行动者,美国政府、苏俄-共产国际、日本、国民党,是如何在互动和冲突中创造出了一个让孙中山不得不选择联俄的历史局势,将是本文的重点。论文第一章将会集中处理在一战前后,国民党曾经有过的几种大的合作取向。此一时期的远东秩序中,出现了三种选择。第一种是威尔逊在一战中逐渐形成的自由国际主义,它以扩展美国的民主和政体模式,敌视激进的政治和社会革命为标志。第二种则是列宁依据其在一战中发展出来的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民族自决权的理论,提出的一套处理民族革命问题的纲领。这一体现就是共产国际及其二大中提出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提纲”及其补充提纲。第三个是曾经被孙中山和部分国民党领导人支持的中日联合的亚洲主义构想。但随着日本军政机构对中国政策的野心逐渐暴露,此一中日政府间平等联合的方案,退出了孙中山的选择。第二章则讨论美国的自由国际主义理念和其在远东的秩序设计,是如何将苏俄和国民党推到了合作的路径上去的过程。面对苏俄的激进变革挑战,威尔逊及其国务卿和远东事务专家,不仅不承认苏维埃政权,更是在战后安排远东秩序的华盛顿会议中,排斥苏俄和其扶持的远东共和国。与此同时,基于民国以来在华外交人员和国务院中国专家的报告和分析,孙中山及其国民党人长期被定义为“不负责任”的“理想家”,“激进分子”,“中国秩序的威胁”。孙中山的南方政府也得不到相应的承认和援助。与之相反的是,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苏俄使者越飞等人的努力下,俄共的中国政策转变,共产国际二大的民族提纲得以具体化。国民党被俄共定义为是“唯一领导中国民族革命的集团”,孙中山及其国民党取代了先前摆在苏俄面前的其他选择,成了其“革命盟友”。而1923年的关余事件中,美国则进一步采取军事示威的方式,让内外交困的国民党不得不确立了其联俄的方案。第三章则从孙中山个人思想在联俄前后的变化出发,详尽考察了孙中山是如何依据民国内外变动的革命局势和共产国际的二大提纲,建立起自己的新亚洲主义之世界秩序构想的。同时,基于以往革命和组党经验,孙中山也基本吸收了列宁主义政党“以党建国”的革命思路,并试图将国民党打造成为一个“主义、党与党军”三位一体的新型大众型革命政党。国民党的联俄和这些组织与革命理念的重大转型,在美国的中国专家看来,却被其自身所持的“民族主义-共产主义”二元对立逻辑轻易否定。孙的联俄,也被认为是一条意料之外的“歧路”。第四章则从中国革命的主体性出发,详细探究孙中山联俄后的革命“主义”,尤其是孙本人的民生-社会主义思想是如何在一些关键方面区别于苏俄的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理解之基本精神的。更重要的是,孙去世前后国民党内部围绕联俄之三民主义的阐释问题,出现了重大分歧。这也为日后国民革命内部的分裂和蒋介石之“反共清党”提供了理论和意识形态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