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合同法》中虽无关于预约合同的规定,但预约合同在实践中广泛存在,尤其是在商品房买卖中,通常以认购书、购房协议书等形式出现。2012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条在我国立法上首次使用“预约合同”这一术语,承认了认购书、购房协议书等文书的性质为预约合同,赋予了预约合同独立的法律地位,并规定了违反预约合同的责任。但对于什么是预约合同,预约合同具备何种效力并未做出明确规定,掀起了学界又一轮关于预约合同的讨论热潮。如何区分预约合同与本约合同、预约合同的效力判定等问题依旧是司法实践中的难点。因此,有必要对预约合同的概念和特征进行界定,找寻区分预约合同与本约合同的标准,并在预约合同分类的基础上探讨预约合同的效力。大陆法系下和英美法系下,预约的概念存在实质区别,我国学者将预约界定为“约定将来订立一定契约之契约”。从学理上看,预约合同与本约合同存在显著区别。而在实践中,区分预约合同与本约合同却存在较大困难。区分预约合同与本约合同的核心标准在于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仅从内容完备性上无法准确区分预约合同与本约合同,更不能遵从“疑约从本”原则,在无法判定是预约合同还是本约合同时都将其认定为本约合同,否则有违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对应美国学者范斯沃斯先生的分类,我国学者依据是否具备本约合同的主要条款,将预约合同分为“必须缔约的预约”和“必须磋商的预约”,其中的“主要条款”应是能决定合同类型与性质的条款,不限于当事人、标的和数量三项。基于预约的不同类型,在预约的效力上应采“内容决定说”：具备本约合同主要条款的预约合同产生必须缔约的效力,当事人负有缔结本约的义务；不具备本约合同主要条款的预约合同仅产生必须磋商的效力,当事人负有为缔结本约进行诚信磋商的义务。在《合同法》第36条的理解与适用上,其中的“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应严格界定为一方已经履行全部主给付义务,如此方可以实际履行行为补正书面形式的欠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