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进入了城市化加速发展的新时期,这一时期是中国社会、经济变化最激烈的时期,也是经济全球化对各国社会、经济与文化等影响愈加深入的时期。大多数全球经济的地理变化都是由跨国公司通过直接投资影响和塑造的,尤其是直接投资的区位决策对东道国的城市化产生了多重的影响,城市化越来越显示出开放性的特点。外商直接投资已经深深地嵌入到了中国的城市化发展之中,成为中国城市化的外源性发展动力。这些问题与现象已经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但是外商直接投资究竟通过何种途径对中国城市化产生影响?面对纷繁复杂的内外环境,中国城市化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决策又会产生何种反馈与响应?在此过程中,是否还存在一些惰性因素在阻碍着外商直接投资对城市化的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影响下中国城市化的区域差异性是扩大还是趋于缩小?外商直接投资影响下的中国城市化是否还面临着资源与环境的约束?关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国内外学者较少涉及。本文以此为主题,深入地探讨外商直接投资影响下中国城市化的发展问题,并采用计量经济模型对此进行了实证分析与检验。全文共包括八章,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作为导论,在分析当前国内、国际形势的基础上,探讨了本文的研究动机与选题意义,并对本研究的两个中心概念——外商直接投资与城市化进行了界定。第二章则是本文的理论基础,从发展经济学理论以及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等角度对FDI影响下城市化发展问题进行了理论论证,并分析了当前国内外关于此问题的研究进展,这是为后文的深入分析与论证打下一个牢固的理论基础以及前期铺垫。第三章对于FDI对城市化影响机理进行了深入的论证,认为FDI能够通过技术扩散、产业结构优化、就业增加、文化影响等途径推动中国城市化发展,但同时也由于FDI自身的逐利性、破坏性以及脆弱性对城市化将会产生消极的影响。在FDI对城市化影响越来越深入的过程中,城市化也通过集聚经济、规模经济效应等影响着FDI的流动。同时,本章还分析了城市化系统中的惰性因素在此过程中的反应。第四章则在前文基础上,采用数学工具对上文的分析与结论进行论证。为了使本文的实证分析中有关城市化水平的确定具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与规范,本文对当前城市化水平的界定问题进行了研究,分析了单一指标法与复合指标法的异同,并采用主成分法、熵值法以及层次分析法对中国城市化水平进行了评价,最后对评价结果进行了一致性检验。从而在此基础上,本文采用单方程模型对FDI影响下中国城市化的发展进行了实证研究。随后,本文构建了联立方程(包括城市化方程、FDI方程以及经济增长方程)来分析这些经济变量之间相互依存、互为因果的关系。在第五章中,笔者利用相对差距系数、标准差以及可分解的泰尔指数对中国当前城市化与FDI的区域发展差异性进行了分析,并采用面板数据对FDI影响下中国城市化发展区域差异性的收敛与发散进行了检验。第六章先从FDI——城市化——资源与环境约束的理论阐释入手,分析了面对资源与环境等约束条件下FDI与城市化之间内在关系,然后采用面板数据模型检验了EKC假说,并求解出了在城市化和资源与环境倒U型关系中,处于拐点的城市化水平。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第七章重点分析了FDI影响下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方向与趋势,并提出了若干对策。最后的第八章为结语,重点分析和概括了本文的基本结论以及本文研究的局限性和未来进一步研究的方向与难点。通过深入详尽的研究,本文得出如下结论：(1)外商直接投资对城市化发展具有积极与消极的双重作用,并且城市化对FDI存在反馈机制。从积极方面看,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城市的经济增长、经济结构演进、制度变迁以及人口迁移产生作用,从而影响到东道国城市化的推进,而城市的集聚经济与规模经济效益将会极大地影响到外商直接投资的布局决策。从消极方面看,FDI的逐利性、破坏性与脆弱性给城市化的持续、健康发展带来负面作用,影响城市化质量的提高以及城市化的稳定性。并且,在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城市化对FDI也具有反馈机制,两者之间不是简单的单向作用关系。本文的计量模型也支持了这一论点,两者之间确实存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发展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是不对称的。FDI已经成为中国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包括产业结构演进、工业化等在内的内源性动力也是中国城市化的基本推动力。但是实证检验中,城市化对FDI却起着反向作用,吸引FDI布局的区位因素中各地区的市场规模和潜力以及经济的外向程度是最为重要的因素。(2)在FDI与城市化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城市化对于来自FDI的外部刺激产生了惰性的回应,这阻碍了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就是说,总是存在一种传统的、稳定的力量在保持着城市系统的稳定与平衡,使得FDI等外在动力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抵制,城市化对于外部刺激(FDI)产生了一种惰性的回应。这种惰性反应源自于三个方面：传统观念与舶来文化的对撞、政策与制度的规制以及公平与效率的冲突。(3)当前中国客观存在着城市化发展与FDI区域分布的差异性,在FDI的影响下,我国城市化存在趋异的趋势。从城市化来看,我国的综合城市化水平存在显著的地带间差异,并且这种区域差异性呈现扩大的趋势；人口城市化在东、中、西部三大地带间的差异性要低于各大地带内部的差异性；地域景观城市化的区域差异性变化平缓；经济城市化的组内差距也超过了组间的差异性,说明各大地带内部经济发展的差异性更显著；生活方式城市化在东部地区的差异性最小,而中、西部差异性较大；社会文化城市化的区域差异性也非常显著。从FDI来看,在总量上,各省(市)所吸引的FDI在绝对数量上的差距在缩小,但是相对规模(户均投资规模)的区域差距性却在拉大；在质量上,FDI及三资企业对中国工业化拉动作用的区域差异性在逐步缩小,但是三大地带之间的差距仍是高于地带内部的差距,而FDI就业贡献的区域差异性要显著高于工业贡献的区域差异性,三大地带之间的FDI就业贡献的差异性也异常显著,而组内差距相对较小；在FDI的效益上,三资企业经济效益的区域差异性经历了扩大——缩小——扩大——缩小的波浪形发展过程。引入趋同概念后,面板数据模型结果显示,城市化水平的条件β趋同只存在于西部地区,全国水平、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均不存在城市化水平的条件β趋同,但却存在不同程度的趋异；而FDI对城市化区域差异性的作用也存在区别,FDI对于全国的城市化水平增长率以及东部和西部的城市化水平的增长率起着正向作用,而对中部地区城市化增长率的作用方向却相反。(4)FDI影响下的中国城市化发展面临较高程度的资源与环境约束。在FDI与城市化的共同发展过程中,各个城市的经济结构和生态环境都发生着强烈的变化,资源在被加速消耗。生态环境破坏与资源短缺问题相互交织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城市化和FDI所带来的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最终导致城市化过程中形成某些“病态”形式,约束了城市化、FDI以及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边界。对此,采用层次分析法对资源与环境状况进行了综合考察,构造并计算出中国29个省(市)的资源与环境综合指数,并以其为因变量,构建模型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表明,FDI影响下的中国城市化发展面临较高程度的资源与环境约束,城市化与资源环境综合指数之间呈倒U型关系,符合EKC假说,并且拐点城市化水平为49.24%,表示当中国城市化水平超过此值时,中国城市化发展中所面临的资源与环境问题将逐渐得到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