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移植技术的出现，满足了人们最原始的欲望之一——延年益寿。而同时也暴露出了许多深植于人心之中的丑陋，与现代经济社会对人性的腐蚀。诸多买卖器官、偷取器官、强制摘取器官、非法利用胎儿与尸体器官的违法行为；民众对于器官捐献的意识落后、活体器官捐献来源缺口巨大；各种同种移植、异种移植、疯狂的移植实验带来的对传统伦理观念的巨大挑战；这些林林总总的问题无不揭示出器官移植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科技问题，而是深深植根于一个国家、民族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国家法律体系之中，同时又受到国际化影响的复杂问题。即使单单就立法向度而言也不可能仅仅就法律术语、刑罚制度而展开，也不可能仅就一国国内的情况泛泛而谈。所以本文从比较法学的角度，立足于我国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与新西兰《人体组织法》相比较，就两国不同的移植实践发展状况展开，联系两国不同之传统、社会发展状况，论及各自不同法律传统下所形成的价值取向、重要原则、特色制度，以期于比较之中加强对我国目前《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的认识，肯定其中的优点，并且参考新西兰《人体组织法》的特点，说明我国立法之中的不足之处，并对其加以借鉴参考。以期对我国的器官移植立法、实践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