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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甲午战争是十九世纪末期清朝经历的重要一役。清朝战败,日本战胜的结局对中国社会带来了极大的震颤,不仅如此,亚洲的历史发展,甚至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均受到影响,因而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转折点。甲午战争所促生的数量众多的诗、文、词、小说作品,包含着作者浓烈的民族情感,是中国近代御外侮文学中的灿烂篇章。诗歌无疑是甲午战争文学所有体裁中数量最为庞大,反映面最为广泛的作品。然而目前学界对甲午战争诗歌的研究主要基于《普天忠愤集》与《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中收录的作品,关注点也较为分散零碎。
本文的写作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前三章,以“主题”为书写的总旨。首先对甲午诗歌的整体面貌进行了描绘,而后以甲午战争中的“士人心态”及甲午诗歌的“叙述焦点”为主题分别论述。前者以在朝为官的“士大夫”为中心讨论甲午战争中士人的作为及战争对士人所造成的影响,后者以甲午诗歌最集中表现的四个人物形象串联起甲午战争的四次战役及战争阶段,由此对整个战争情况的诗歌书写有了完整的描述。
甲午战况牵动着众多诗人的内心,因而也产生了数量众多的诗歌文献。甲午诗人来自于社会的各个阶层,有参与甲午战争者,战场之外有朝廷重臣,有地方官员,有普通文士,有商人等。台湾诗人群体则是甲午诗人中极为特殊的一类,乙未割台使得台湾诗人为保卫故土而斗争,台湾沦陷后台湾诗人群体分化为内渡与留守两类,分别以诗歌书写故乡沦落的苦痛。甲午诗歌主要继承古典诗歌的“诗史”传统,秉承“以诗记史”的精神,用诗歌描述甲午战争的战况、描摹战争期间的社会面向以及诗人自我的内心体验与精神状态。甲午诗歌在艺术特点及风格特征方面也有其特点,类型化的诗题,以诗题叙事均反映了甲午诗歌反映时事的强烈现实色彩。诗注对诗歌内容的进一步延展,很好地补充了史事。组诗与长篇铺叙成为甲午诗歌最为典型的特征,宏大的诗歌规模得以全面详细地表现波澜壮阔的战争史。
历史事件的走向影响着个体生命的进程,诗歌又是历史长卷中人类心灵史的反映。甲午战争中因为政治立场与主张的不同,士人的命运亦随着战争的发展而发生了巨大变化。“主战”为此一时期士入主要的态度。和战之争随着甲午战争的进行而日趋激化,在和战的权力较量中,直言进谏者的命运成为主和者关注或自我关注、书写或自我书写的对象。御史安维峻因进谏反对议和被贬,其遭遇引起了众多士人的同情与愤慨。甲午战败、“马关议和”的结局促使朝中京官的心态发生剧烈变化,纷纷离职,请假归乡。相比来说“主和”者为少数,主和者则表达出其对战事的厌倦,期待社会早日恢复正常的心态。另一类甲午诗歌所聚焦的对象是战争中的英雄人物。甲午诗歌以每次重要战役中英雄人物形象的叙述而以点带面地反映战争情况,通过对左宝贵与平壤战役、邓世昌与黄海海战、丁汝昌与威海战役、刘永福与台南局势的书写得以全面了解甲午诗歌所反映的战争局势。
第四五六章为论文的第二部分,以甲午战争中的“诗人群体”为对象而分别论述之。甲午“诗人群体”广而言之分为大陆诗人群体、乙未台湾诗人群、日本汉诗人群体。三类诗人群体的诗人处境与心态各异。大陆诗人群体担忧的是清王朝在战争中所受的影响及其日后的走向,而乙未台湾诗人群更为切身面临的是家园的毁坏与故土的沦丧敌对国的日本汉诗人的立场与清朝诗人完全相反,站在对立面上书写对自己国家的情感。甲午日本汉诗则作为更好地“窥见”自我的“他者”予以介绍。
大陆诗人群体中以易顺鼎为典型代表,通过个案的方式进行探究,而《四魂集》中的“唱和与题词”中也涵盖了相当数量的大陆诗人群体。乙未台湾被割,台湾诗人被动卷入战争中,在进行抗日反割台斗争的同时亦用诗歌记录此段史事。台湾沦陷后,台湾诗人分化为内渡诗人群体与留守诗人群体。离乡者内渡后开始以诗歌抒发思乡的愁绪与个体离散的苦痛,而留守者主要书写故土沦落的悲痛与日据初期的殖民经验。作为敌对国的日本,由于战争的刺激,其国内亦兴起了汉诗书写甲午战事的潮流,这部分诗歌反映了战争时期日本国内及民众以及日军在战场上的状况,但是日本汉诗人多受军国主义思想的浸染,诗歌亦表现出强烈地侵略性与军国主义色彩。
本文的写作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前三章,以“主题”为书写的总旨。首先对甲午诗歌的整体面貌进行了描绘,而后以甲午战争中的“士人心态”及甲午诗歌的“叙述焦点”为主题分别论述。前者以在朝为官的“士大夫”为中心讨论甲午战争中士人的作为及战争对士人所造成的影响,后者以甲午诗歌最集中表现的四个人物形象串联起甲午战争的四次战役及战争阶段,由此对整个战争情况的诗歌书写有了完整的描述。
甲午战况牵动着众多诗人的内心,因而也产生了数量众多的诗歌文献。甲午诗人来自于社会的各个阶层,有参与甲午战争者,战场之外有朝廷重臣,有地方官员,有普通文士,有商人等。台湾诗人群体则是甲午诗人中极为特殊的一类,乙未割台使得台湾诗人为保卫故土而斗争,台湾沦陷后台湾诗人群体分化为内渡与留守两类,分别以诗歌书写故乡沦落的苦痛。甲午诗歌主要继承古典诗歌的“诗史”传统,秉承“以诗记史”的精神,用诗歌描述甲午战争的战况、描摹战争期间的社会面向以及诗人自我的内心体验与精神状态。甲午诗歌在艺术特点及风格特征方面也有其特点,类型化的诗题,以诗题叙事均反映了甲午诗歌反映时事的强烈现实色彩。诗注对诗歌内容的进一步延展,很好地补充了史事。组诗与长篇铺叙成为甲午诗歌最为典型的特征,宏大的诗歌规模得以全面详细地表现波澜壮阔的战争史。
历史事件的走向影响着个体生命的进程,诗歌又是历史长卷中人类心灵史的反映。甲午战争中因为政治立场与主张的不同,士人的命运亦随着战争的发展而发生了巨大变化。“主战”为此一时期士入主要的态度。和战之争随着甲午战争的进行而日趋激化,在和战的权力较量中,直言进谏者的命运成为主和者关注或自我关注、书写或自我书写的对象。御史安维峻因进谏反对议和被贬,其遭遇引起了众多士人的同情与愤慨。甲午战败、“马关议和”的结局促使朝中京官的心态发生剧烈变化,纷纷离职,请假归乡。相比来说“主和”者为少数,主和者则表达出其对战事的厌倦,期待社会早日恢复正常的心态。另一类甲午诗歌所聚焦的对象是战争中的英雄人物。甲午诗歌以每次重要战役中英雄人物形象的叙述而以点带面地反映战争情况,通过对左宝贵与平壤战役、邓世昌与黄海海战、丁汝昌与威海战役、刘永福与台南局势的书写得以全面了解甲午诗歌所反映的战争局势。
第四五六章为论文的第二部分,以甲午战争中的“诗人群体”为对象而分别论述之。甲午“诗人群体”广而言之分为大陆诗人群体、乙未台湾诗人群、日本汉诗人群体。三类诗人群体的诗人处境与心态各异。大陆诗人群体担忧的是清王朝在战争中所受的影响及其日后的走向,而乙未台湾诗人群更为切身面临的是家园的毁坏与故土的沦丧敌对国的日本汉诗人的立场与清朝诗人完全相反,站在对立面上书写对自己国家的情感。甲午日本汉诗则作为更好地“窥见”自我的“他者”予以介绍。
大陆诗人群体中以易顺鼎为典型代表,通过个案的方式进行探究,而《四魂集》中的“唱和与题词”中也涵盖了相当数量的大陆诗人群体。乙未台湾被割,台湾诗人被动卷入战争中,在进行抗日反割台斗争的同时亦用诗歌记录此段史事。台湾沦陷后,台湾诗人分化为内渡诗人群体与留守诗人群体。离乡者内渡后开始以诗歌抒发思乡的愁绪与个体离散的苦痛,而留守者主要书写故土沦落的悲痛与日据初期的殖民经验。作为敌对国的日本,由于战争的刺激,其国内亦兴起了汉诗书写甲午战事的潮流,这部分诗歌反映了战争时期日本国内及民众以及日军在战场上的状况,但是日本汉诗人多受军国主义思想的浸染,诗歌亦表现出强烈地侵略性与军国主义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