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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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各类投资活动不断地推动着我国经济的增长,同时我国的GDP也保持着较为平稳的增长速度,这种经济发展模式被广泛称为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这种非均衡状态对国有企业的具体投资行为以及投资行为的效率产生着深远的影响。投资效率与企业未来的价值息息相关,并且也是衡量企业业绩的一项关键性指标,然而由于各个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委托代理关系以及常见的政府干预等问题,致使在国企中非效率的投资行为频发。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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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各类投资活动不断地推动着我国经济的增长,同时我国的GDP也保持着较为平稳的增长速度,这种经济发展模式被广泛称为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这种非均衡状态对国有企业的具体投资行为以及投资行为的效率产生着深远的影响。投资效率与企业未来的价值息息相关,并且也是衡量企业业绩的一项关键性指标,然而由于各个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委托代理关系以及常见的政府干预等问题,致使在国企中非效率的投资行为频发。2015年8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该文件成为了指导新一轮国企改革的关键性纲领。在此背景下,本文选择首家从集团层面切入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大型垄断型国有企业——中国联通作为案例研究对象,研究混合所有制改革这个过程对其投资效率的影响。首先,本文阐述了研究目的、意义、方法、内容以及创新之处;其次,介绍了围绕着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及国企投资效率的国内外研究现状、理论基础;此外,运用Richardson模型对中国联通混改前(2004年-2016年)的投资效率进行测算,发现中国联通的投资效率在通信运营商行业内中处于第二位,其投资效率仍存在提升空间,结合所阅文献中学者们的现有研究成果,将混合所有制改革视为可能改善其投资效率的方法;再次,梳理了中国联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过程与进程;最后,运用会计学上的财务指标法从投资支出、投资机会、投资利用情况、现金流量、融资情况、投资效益等方面横纵向对比中国联通在混改前后的投资效率,同时运用统计学上的DEA-BCC模型横纵向对比中国联通在混改前后的投资效率,两种方法互相印证了研究结果,即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中国联通的投资效率有着较为显著的提升作用。随着国家政策层面对国企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推进以及国资委分类监管的进一步深入,对国企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研究存在着较大的探索空间。本文运用会计学与统计学的方法对混改后中国联通投资效率的研究,是一次完善学术理论以及社会现实诉求的大胆尝试。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能为改善国有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提出有针对性的理论分析以及有建设性的决策依据,并对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进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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