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问题频出将城管队伍这一组织推向风口浪尖。城管执法形象从“打人”到“被打”,从“微笑”到“下跪”使得这一群体行为变得扑朔迷离。为了探究这一群体的执法行为为什么偏离执法初衷,本研究从组织惯例视角入手,寻找从组织惯例形式面到执行面演变的理论依据,发现双元性差异的背后,存在行为人对组织内外部环境、管理层风格、组织规则、组织结构适应的问题。在此理论基础上,研究者深入到这城管队伍这一群体的工作场域,在实地调查与半结构化访谈资料收集、整理、分析后,抽离出城管群体对模糊性政策文本、对组织规则、对外部环境、对组织文化、对系统内领导风格、对组织结构位置和资本稀缺性的适应行为。研究发现城管执法工作行为的选择中趋向于关注硬性指标,忽视对政策文本的掌握;基于“维稳”的规则需要,与执法对象建立互利互惠关系,当规则对冲时,依据情境自行识别规则的优先权;执法对象复杂多样性倒逼执法形象的选择;而舆论的“刻板成见”迫使执法中的“不作为”的发生;习得了组织自上而下的“息事宁人”的执法理念,对文化培训认同浮于表面,无缘晋升而闲暇卸责;对系统内领导风格适应中,不断丧失认知判断的能力,绝对服从领导决定;对组织结构位置和资本稀缺性的适应中,逐渐形成了在执法工作遇到各种障碍,依靠人脉网络申请外援,动用自身有限的自由裁量权追逐个人私利,成群巡查的行事风格。综合以上,城管队伍执法工作中,对于冲突危机和结构危机的考虑,在执法惯例形式面的指导下,行为的选择中受到了来自组织行动规则、管理层风格、组织文化、应对环境变化四个方面的适应驱动因素影响,从而形成执法惯例执行面。为此,本研究提出从“适应”到“弹性”的执法惯例执行面重塑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