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多个方面取得世界瞩目的成就,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国家的综合国力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我们应该清晰地意识到当前经济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中国依然没有走出传统高投入、高污染、低产出的发展模式,在发展过程中重走了发达国家所经历的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导致中国产生了大量以二氧化碳为代表的温室气体,对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严重影响。环境保护是现代社会发展所必须面临的难题,由于环境资源的稀缺性以及环境污染负外部为代表的市场失灵现象,加强政府的管制迫在眉睫。然而在经济学实践中,对于是否应该加强管制却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即遵循成本理论和波特假说理论。遵循成本理论认为环境规制对有限的研发资金产生了挤出效应,不利于生产者进行清洁技术创新,从而增加了污染物排放;而波特假说理论的观点则与此相反,他认为采取精心设计而严格的环境规制能够倒逼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降低污染物排放,提高生产效率从而获得竞争力。环境规制的减排效应是学者们一直存在争议的话题,环境规制对污染物排放的影响究竟是抑制还是促进?环境规制是否能通过影响技术创新来作用于污染排放?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之间的关系究竟是如何?这一问题的分析对中国环境保护和绿色技术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针对上述问题,以波特假说为理论基础,在文献部分总结分析了遵循成本理论和波特假说理论,在实证部分采用2000年-2015年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考察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采用中介效应检验环境规制能否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传导机制来影响碳排放强度。在确定传导机制后,采用门槛效应检验环境规制和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关系。通过以上实证,得出以下结论(1)波特假说理论适用于中国,环境规制能有效降低碳排放强度。(2)环境规制能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传导途径来降低碳排放强度。(3)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存在门槛效应,严格的环境规制力度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