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时期是中国传统历法复兴，中西天文历法开始初步接触并发生碰撞和融和的重要历史阶段。我们通过对崇祯以前的历法改革动议进行研究，可以揭示与改历活动有关的各种技术和社会因素，揭示最终导致西方天文学登上官方殿堂的原因。 首先，我们对明代前期的天文学发展进行讨论。明代自开国之初，便立法严厉禁止民间对天文历法的学习与研究。不幸的是，这一政策被认真执行了120余年后，才稍有松动，先是不温不火，继而是尾大不掉，对明代的天文历法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这一政策产生的最重要效果是，阻断民间对天文历法的学习，更谈不上研究，也就实际上断绝了天文历法人才产生的源头活水。再一个效果则是使数量不多的司天监官员及其子孙，趋向于保守以至敷衍塞责。这不但造成了整个明代仅仅颁用实为元代授时历的大统历一种历法，而且造成了后来的司天监官员不懂授时历的原理，以至于算错历法的状况，更不用说因长年使用授时历而产生精度下降的问题了。 通过挖掘史料，我们对明代中后期的历法改革进行探讨。针对不断出现的历法危机，到嘉靖、万历年间，朝野改历的呼声越来越高，民间研习天文历法者也日益增多，并逐渐形成了一种风气，涌现出一批以历法研究而著名的学者，在这次历法复兴过程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主要包括嘉靖年间的学者唐顺之(1507-1560)、顾应祥(1483-1565)、周述学(约1500-约1572)以及万历年间的学者朱载堉(1536-1611)和邢云路(1549-约1626)等。嘉靖年间的学者的改历理念主要是注重讨论被历官忽视的《授时历》的立法原理问题，以期进行进一步的历法改革。虽然他们的工作并不成系统，但是实际上为后人研究这些问题奠定了基础。 通过考察朱载堉的改历主张，我们指出朱载堉进献的《黄钟历》和《圣寿万年历》两部历法，是他在对前代各家历法尤其是《授时历》进行了系统深入研究基础上的心得之作，其中对《授时历》进行了一系列修正。朱载堉主张对《授时历》和《大统历》采取折衷的方法进而编制新的历法，这是他的历法思想的体现。朱载埔的天文历法工作，不但给当时沉寂的天文历法界注入了生机，也为后世天文历法的发展开拓了道路。 通过对邢云路的改历实践进行探讨，我们指出邢云路的改历思想是主张恢复《授时历》的重要算法，找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并进行历法改革。虽然邢云路的改历主张一度受到挫折，但最终得以进入钦天监参与传统历法改革。万历三十九年(1612)至天启元年(1621)期间礼部的历法改革活动实际上是以邢云路主持的中国传统历法方法为主的，而在实际的历法改革过程中，邢云路只是按照自己在《古今律历考》(1600)中已经确立的改历思想进行历法改革。从总体上看邢云路新法的水平还不如当时行用的《大统历》，尤其是邢云路预报天启元年四月壬申朔(1621年5月21日)日食出现差错而宣告了他依据传统历法进行改历努力的失败。 通过对西法改历主张的提出与推进进行讨论，我们指出在明末耶稣会士东来的背景下，中国翻译出版了一批介绍西方天文学知识的著作。西方改历动议在朝野逐渐兴起，中间经历了一些挫折。到崇祯二年(1629)，崇祯皇帝终于正式采纳了礼部的建议，设立历局，开始了历法改革的浩大工程。我们还指出，在改历主张的提出与推进中，王应遴(?-1645)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在天启三年八月的奏疏中，针对当时流行的不利于历法改革的三种议论，王应遴对这些议论一一予以了反驳。接着，他又列举了朝野能够参与改历的人才，最后由简单对改历的必要性和改历的切入点(他认为是观测)等问题进行了阐述，敦促皇帝迅速把此事付诸实施。王应遴的改历动议，对我们对万历三十八年之后的改历动议的研究有重要补充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