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当代,技术竞争已成为企业竞争的主要方式。技术许可作为提高企业技术水平最快最有效的方式,在各个行业内被广泛使用,尤其是技术密集型行业。比如,福昕软件开发公司通过大量许可其技术而迅速成为了全球PDF核心技术与应用领域的领导者;2019年高通与苹果公司签订技术许可协议,成为了苹果的独家基带供应商;IBM每年通过将技术许可给其他企业能够获得超过10亿美元的许可收入;微软平均每年用于购买专利技术的支出高达15亿美元;华为近四年通过技术许可所获得的收入超过14亿美元,而历年累计支付的技术许可费用则高达60亿美元。此外,对于研发能力弱的企业而言,通过引进新技术能够节约资源、降低研发风险并缩短技术差距,从而有助于二次研发。对于研发能力强的企业而言,通过许可新技术能够弥补研发费用并获得一定的利润回报,从而有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这些都足以证明技术许可的重要性,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该问题展开研究。通过研读技术许可的相关文献,我们发现大多数学者主要关注一家技术拥有企业在许可技术时所选择的最优许可合同形式、最优许可对象以及对社会福利的影响,涉及技术竞争的文献较少。然而,技术竞争在现实生活中是普遍存在的。此外,技术拥有企业可以分为参与生产和不参与生产这两种类型,本文因为篇幅限制只考虑非生产企业的技术许可情况。例如,音频行业中有两家不参与生产只专注于许可技术的领导企业杜比（Dolby）实验室和DTS公司,他们一直在多声道环绕声编码领域进行竞争。本文结合现实,在特许权收费和固定收费这两种合同形式下,研究两家非生产性企业（这里特指研发技术进行许可的企业）向下游两家生产效率存在差异的生产厂商进行排他性许可和非排他性许可时的策略性许可行为及其对社会福利产生的影响。本文通过逆向归纳法进行分析并求解出博弈均衡解,从而为企业的决策行为以及政府的规制实施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本文的研究结果如下:1、出于自身利润最大化的考虑,非生产性企业会选择排他性许可,并且此时产生的社会福利可能会高于非排他性许可,因此,政府应该采用合理推定原则来决定是否允许企业之间进行排他性许可交易。2、非排他性许可可能会产生只有高质量技术被许可的情况,此时产生的社会福利可能高于市场中同时存在高、低两种不同质量产品时的福利水平。3、非生产性企业的最优许可策略,能够产生最高的消费者剩余,但却可能带来较低的社会福利。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1、考虑到技术竞争在技术许可市场中的普遍性,本文在引入技术竞争的基础上,重点研究非生产性企业的策略性许可行为及其对社会福利产生的影响,弥补了既有研究鲜少对于技术竞争和企业间许可行为的策略性影响的关注。2、本文研究发现:非生产性企业可能会选择排他性许可,也可能只有一家非生产性企业许可技术,因为此时的许可利润更高。此外,非生产性企业利润最大化时消费者剩余也最大,但社会福利未必最高。不可否认,为了聚焦本文的核心问题,对模型和假设进行了较为严格的限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果改变模型的设定,比如考虑下游企业的生产能力约束、增加上下游企业的数量等,可能会得到一些新的发现,这都有可能成为新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