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时期是孔氏家族发展的特殊阶段。自孔端友南渡后,孔氏家族分裂为南北二宗。曲阜孔氏处于少数民族的统治之下,家族内部因衍圣公袭爵问题频繁出现争斗。在这样的背景下,孔氏子女的婚姻与社交网络表现出时代性特征。婚姻方面,孔氏子女的婚配对象以汉人为主,亦存在与少数民族的通婚。金元易代之际,曲阜孔氏出现了多个与武人通婚的案例。与武人家族的通婚使得孔氏家族得以在战乱中维持了儒学高门的社会地位。此外,孔氏子女的婚姻与孔门出仕者的仕宦经历有一定的联系。社交网络方面,孔元措的社交范围较广,涉及曲阜、汴京、东平、燕京等地。金元之际,孔元措结交了众多的离散士人与官宦,与东平府学的儒士交游尤其深厚。元太宗九年（1237年）,孔元措北行燕京,途中与佛教禅僧海云、全真教士萧元有所往来,海云、萧元二人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帮助孔氏争取特权。本文通过对曲阜碑石及孔氏家族史志的梳理,揭示了曲阜孔氏社交网络的特点。孔氏子弟的社交对象以文士和官宦为主,而这两类群体中出自山东地区的不在少数。与孔氏交往的士人在受征召或通过科举入仕后,对孔氏家族的发展起到了助力作用。此外,孔氏交往人群中不乏蒙古、色目官员。从婚姻和社交网络来看,金元时期,曲阜孔氏的社会地位有着两个层面的变化。一方面,孔氏在金元之际社会流动加剧的背景下,与新兴武人家族通婚,借助武人的力量巩固了自身儒学高门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元代士人对曲阜孔氏地位的认识存在差异与局限。士人对曲阜孔氏的“圣裔”身份持认同态度,但这种“圣裔”认同本质上是一种血缘认同,而非源自孔氏子弟的文化建树。在南北宗袭爵的问题上,士人意见并未统一,部分士人仍以南宗为大宗。元朝中后期,随着曲阜孔氏子弟出仕元廷的人数激增,蒙元统治者对曲阜孔氏的认知愈深,北宗为大宗的观点占据了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