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第二次高潮的到来，女性主义运动已从政治扩散到了包括学术界在内的其它领域。在学术领域，翻译架起了各种语言的沟通桥梁，而女性主义者雪莉说过，“妇女的解放首先是语言的解放”(2005:7)。这样一来，女性主义施加其影响于翻译研究领域也就不足为奇了。此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为翻译研究带来了与文化相关的多种全新的角度。作为文化研究的重要分支，女性主义极大地影响并触发了对翻译研究的反思，反过来翻译研究也不断从女性主义中汲取养料。两者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促使了一个全新的理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诞生。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它挑战传统的翻译理论权威，重新解读翻译的“忠实”，认为“忠实既不是针对作者也不是针对读者的，而是对写作方案(writing project)而言的——作者与译者都参与了这一方案”(谢，2009:391)。该理论也肯定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它鼓励译者介入甚至篡改原文来实现译者的“叛逆与创造”。此外，该理论还强调妇女的地位，它一贯倡导“要让女性的声音听到，女性的形象看见”的翻译方法。为了使译者成功“叛逆(treason)”，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辨别出了三种经典的翻译方法，即“补偿(Supplementing)”，“加前言和脚注(Prefacing and Footnoting)”和“劫持(Hijacking)”。　　为了阐释该理论如何影响翻译研究，及为该理论在中国背景下对英文文学作品汉译本分析的适用性提供借鉴，本文尝试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角度出发，对当代美国小说家艾丽斯·沃克的女性主义英文小说The Color Purple的两个汉译本进行对比研究。两译本为女性译者陶洁的《紫颜色》和男性译者杨仁敬的《紫色》。通过对比分析，本文旨在找出在翻译女性主义题材的著作上，两译本是否存在译法上的性别差异？如果存在，这些性别差异又体现在哪些方面？两译本采用了哪些女性主义翻译策略来充分体现原文本中的女性主义思想？两译本是否充分挖掘了原文本的女性主义意识？抑或是增强了还是减弱了？通过对于这些问题较深入的探讨，本文希望能够帮助译者更加准确地揣摩和把握女性微妙的心理及其它特点，从而更加准确妥帖地将这些方面传递给目标语读者。此外，本文也希望能够帮助目标语读者更深刻、更全面地理解原文本中的女性主义思想，并学会真正地尊重女性。　　本文采用定性描述对比分析的研究方法。对比分析包括两个方面:两个汉译本前言的对比分析和主体的对比分析。“加前言”是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中一种经典的手法，因为在前言中我们可以发现译者翻译此文本的意图，也可以找到译者女性主义意识的蛛丝马迹。主体部分的对比分析操作如下:从原文本和两译本中分别收集例子.并将这些例子按照以下分类归为三大类:女性特征描述，性描写及女性身体描写，和男性形象的刻画。其中第一类女性特征描述又可分为四小类，即女性的外貌描写，怀孕特征与例假特点描写，女性的动作与心理描写，和女性的语言描写。基于以上的分类，本文从原文本和相应的两个汉译本中精选了三十五个典型的例子作为样本，即分析对象（其中，十八个例子是关于女性特征描述的，六个是关于性描写及女性身体描写的，五个关于男性形象刻画，剩下的六个是关于翻译策略对比分析的）。这三十五个例子基于两译文对于措辞（褒义词和贬义词的选择;准确的还是偏离的描述;是否忠实地传达）、语气和标点符号等方面的考虑，从女性主义翻译角度出发，进行细致的对比分析，来进一步探究两译者是否发挥了主观能动性，是否有加入自己的创造元素并渗透自己对于该小说的女性主义理解的问题。比如相对于原文本而言，两译文对于女性是持肯定的还是否定的态度？是否忠实地传递了性描写及女性身体描写？是否准确地把握了女性微妙的心理特点？是否准确地描述了女性的生理特点？是否刻意地“美化”了女性抑或“丑化”了男性？等诸如此类问题。　　通过较为系统的对比分析两译本的前言和正文部分，本文得出以下结论:相对于男性译者杨仁敬的译文而言，女性译者陶洁的译本更加彻底清楚地解读了隐含在原著中的女性主义思想。不过由于男权主义等的影响，两位译者都未能将原著中的女性主义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具体而言，就两译本的性别差异而言，相对于男译者杨仁敬先生来说，女译者陶沽女士在译本中对于女性的外貌持肯定的态度，更加准确地抓住了女性微妙的情感变化和心理特点，用更加准确合适的语言描述了女性的生理特点，甚至刻意地“美化”了女性形象。不过相对而言，男译者杨先生更加忠实地描述了性描写，这一点是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大力提倡的。就主观能动性而言，两位译者都在一定程度上添加渗透了自己对于该小说的女性主义理解。最后，关于女性主义翻译策略，女译者陶洁采用了补偿、加前言和脚注的手法，而男译者只采用了补偿的手法，因为他的前言和脚注并未标明自己的女性主义态度或立场。至于第三种经典的女性主义策略——劫持，由于比较激进，本文目前未能从两译本中找出相应例子，并且认为两译本均未采用。总而言之，从某种程度上，两译者都试图将自己的女性主义理解渗透到译本中。只不过相对男译者杨仁敬先生而言，女译者陶洁女士更加充分彻底地挖掘并体现了原文本中的女性主义意识。但是，可能出于某些因素的考虑，抑或是男权主义思想的束缚，两译本中的女性主义觉悟和意识都没有原文本来得深刻和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