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农村地区存在着一类特殊的艾滋病患者群体，他们感染艾滋病病毒不是通过性或母婴传播而是因生活所迫，在“有偿献血”的过程中因医疗注射器械使用不当而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在艾滋病毒经过潜伏期之后，这些有偿献血的村民就出现了艾滋病病发症而成为了事实上的艾滋病患者。在我国文化传统中，艾滋病是被高度道德化的疾病，加之该疾病自身目前的难以治愈性和传染性，人们在对艾滋病充满恐惧的同时也对艾滋病人“避而远之”。目前，我国中部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教育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在传统落后思想及“熟人社会”的村庄社会中，艾滋病村民面临着生存难以维持、人际关系断裂、健康村民污名排斥等多重困难。社会保障制度既是“保障每位国民的基本生存权，在国民基本生存难以维持，面临生存危机之时都可以向国家申请社会救助，以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生存”。社会救助制度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生存，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满足其生存的基本生存资源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部农村地区的艾滋病患者作为一类特殊的社会弱势群体，在其基本生存需求无法满足的情况下，寻求社会救助制度的帮助是其必然选择。那么在中部农村地区社会救助制度的实施状况如何必然与该区域艾滋病患者的实际需求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本研究通过对中部农村地区有偿献血艾滋病患者的实地走访调查发现，中部农村地区的社会救助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问题，这与艾滋病患者实际上的合理诉求不相匹配，两者之间的矛盾运行，需求满足渠道不畅等社会救助政策实施机制的断裂使中部农村地区的艾滋病患者采取了不同形式的底层抗争行动。　　本文通过对中部农村地区社会救助机制在实施过程中所引起的底层抗争行动进行社会学解构，分析了针对中部农村艾滋病患者所实施的社会救助政策断裂的原因及发展逻辑。在认真研究大量一手资料的基础上论证了中部农村艾滋病患者的底层抗争行动对社会救助政策的修复过程、修复逻辑及修复效果。最后，本文在认真总结艾滋病患者社会救助政策的断裂与修复的原因、经过、结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社会救助制度及培育艾滋病患者主体性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