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之后的近20年的时间里,中日知识界的文化价值开始乾坤逆转,在传统价值观由崩溃走向虚无之后国内开始出现“崇日”情结,的其主要的表现是大规模的赴日留学活动开始增多,许多被日本翻译、创造的新式“汉语”,被中国学者接受,并传回中国。许多流亡海外的维新派、革命党人都是受此风潮的影响。如20世纪初,梁启超在日本受到福泽谕吉的“文明观”影响而宣传的“新史学”革命;20年代初在新文化运动背景下开展起来的的古史辨运动,都是受到日式词汇的影响,在日式的学术语境下产生的。这期间是中国现代学术由发展走向成熟的过程。随着30年代开始,中日关系的迅速恶化,中国的民族危机不断加深。中国的学人已经在30年的时间里走向成熟,并摆脱唯日本马首是瞻的学术状态,开始结合本国的现实状况,重新构建本国的历史学和民族学工作。日本的近代中国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在“脱亚”思想的背景下“去中国化”。这起源于江户时期出现的民族主义情绪。经过江户时期对朱子学的批判与改造,日本汉学在近代找通过西方科学观念找到其去“中国化”的有力武器,即“文明史观”和“兰克史学”。以此为利器,福泽谕吉将中国看成是落后、野蛮、停滞的文化过渡,避之尤恐不及。而白鸟库吉则从兰克史学的方法论出发,对中国古史产生怀疑,提出“尧舜禹抹杀论”,意在缩短中国的历史。在学术的背后更有其为日本侵略服务的潜意识,更是自民族主义文化膨胀的结果。近代日本学者对中国文化的贬低和责难,其背后的目的还是对过去千年时间里要摆脱“东夷”身份的一种夙愿。在近代借以东西方两大秩序体制的双向利用,而达到其构建日式的“大东亚新秩序”的目标。日本中国学者便在此担当如何在传统文化与近代文明间找到一个对接点,让日本成为近代领导东亚世界的“盟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