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翻译被视为沟通人类心灵的重要媒介，而文学翻译也理所当然地被视为文化“两情相悦”的见证。翻译沟通与文化对话互为因果的逻辑使得中西传统翻译理论执迷于在语言的“围城”中追问忠实的可能性。然而，翻译史上大量“出轨”的事实揭示翻译沟通与文化对话的思维定势只是徒劳地遮蔽了对峙的文化关系中翻译扮演的另一种角色：文化间离。 本文以“十七年”英美文学翻译为研究对象，提出这样的一些问题：在“十七年”中国文化主体强调与西方文化断裂的历史语境中，为什么英美文学翻译得以进行?是谁在翻译?是如何翻译的?翻译文学与原语文学的关系是怎样的?翻译文学是如何被接受的?在中西文化重启对话的当下，这一系列问题对于反思这段历史中的文学交流、文化关系，思考当下的中外文学交流以及对外文化关系，思考翻译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思考翻译文学史的书写，等等问题都具有重大的研究价值。然而，从研究史的考察来看，这一段翻译史的研究至今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研究的视角也主要拘囿于传统翻译忠实论。 本文以中外文化关系作为基本论述的框架，在理论上借鉴当代翻译研究的文化视角以及译介学的研究成果，考察在中西文化对峙的特殊历史语境中，英美文学在“十七年”中国语境中的翻译、影响、传播。通过历史描述与理论阐释相结合，总体描述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对“十七年”苏联文学翻译与英美文学翻译的比照，英美原语文学世界与“十七年”翻译架构的英美文学世界的比照，翻译权力主体视角与历史潜流中的个体视角的比照，本文试图揭示在中西文化对峙的历史语境中，英美文学翻译活动在“十七年”中国语境中所扮演的特殊文化角色及其在文化史上的意义，和中国文化权力主体与个体对英美文学的复杂反应。 本文认为，“十七年”英美文学翻译受制于苏联的英美文学视阈，服从的是“十七年”中国的文化政治逻辑，这一逻辑根植于这一时期我国对民族文化与英美文化对峙关系的设计。这种定位决定“十七年”英美文学翻译主观上并非为了文化沟通，因此，从本质上来说，这种翻译行为是一种非文学性的文化政治行为，是在文化对峙的特殊历史时期中抵制“他者”的一种话语策略。这是一种必然又无奈的历史选择。经过文化上的筛选，“十七年”英美文学翻译试图建构一个基于自我视野的“他者”世界。然而，文学真正的可贵之处在于其在政治风云的喧嚣与骚动中保持自身独立性的能力，在历史的潜流中我们隐约可见那些真正伟大的作品搭建起的另一个心灵世界。而这正是这段翻译史之于文学的真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