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与综合国力的重要战略支撑,促进科技创新是推动制造业绿色转型、助推“碳达峰”“碳中和”的必然选择,是经济缓行与环境恶化的双重压力下经济与环境和谐发展的新路径。制造企业是推动科技创新的关键主体,但同时也是工业污染的主要来源。随着人类对生态环境质量需求的提高,环境规制不再仅仅是解决工业污染负外部性问题的主要工具,也是推动绿色发展的重要手段。国家对环境治理的日益重视为制造企业的生产经营带来双重压力:一方面,环境规制在外部性问题内部化的过程中带来高额的环境成本;另一方面,我国制造企业正处在核心技术突破的关键时期,创新的资金需求持续提高,其背后蕴藏的环境治理与企业创新的矛盾日益凸显。创新活动需要充足稳定的资金保障,融资是企业创新的重要资金来源,因而优化企业融资环境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有效途径。新熊彼特理论强调了金融部门与实际部门的共生关系,金融发展对企业的融资环境至关重要。然而,我国金融发展的相对滞后导致企业面临融资问题,创新活动裹足不前。从企业投融资的角度看,环境规制与金融发展水平并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相辅相成或相互掣肘的。企业创新投资依赖于现金流,因而从制度上激励创新的意愿并不是实现环境规制创新激励目标的充分条件,还需要切实保障企业资金来源。新发展理念强调:“协调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绿色发展注重的是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现阶段政策中较少同时考虑环境规制与金融发展水平对企业投资的影响,环境政策与金融政策未能相互协调,加剧了企业的资金压力。2021年10月,《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正式印发,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建设与发展推上热点。《规划纲要》要求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肩负起打造重要经济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改革开放新高地、高品质生活宜居地的多重任务,因此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生态环境建设和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显得尤为关键。围绕以上问题,本文在企业投融资视角下搭建了环境规制、金融发展水平影响企业创新投入的理论框架,运用逻辑推演的方法,辅以系统动力学模型,探究了环境规制与金融发展水平作用于企业创新投入的内在机理与路径。在此基础上,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制造业上市企业为主要研究对象,利用GMM动态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金融发展水平对制造业上市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及其与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检验结果的差异;利用异质性检验与双重差分模型剖析了产生差异的原因;利用中介模型与调节中介模型,检验了环境规制、金融发展水平与企业创新投入的内在关联。研究表明:（1）环境规制通过强制管控功能、市场调控功能及信号传导功能影响企业的创新意愿与创新活动的资金保障。其中,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活动资金保障的影响通过直接作用于企业融资约束与间接作用于企业融资成本两种途径产生。对于轻污染企业,环境规制对环境保护正外部效应的内部化为企业创新提供了持续动力;对于重污染企业,环境规制对环境污染负外部效应的矫正加剧了其资金压力。在以上作用过程中,金融发展通过信息整合、储蓄调动、企业监管、交易便利及风险分散等五项功能,提高了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效率,促进资金向高风险投资项目的流动,也促进了监管信息的透明化,巩固了环境规制的信号传导功能。对于轻污染企业,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改善其融资环境,强化环境规制对其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对重污染企业,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则加强了环境规制的筛选与淘汰机制。（2）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上市企业中,制造企业占比高达61.3%,但其总量远低于京津冀、长三角及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内制造业上市企业平均研发投入水平与其他经济圈存在差距。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环境规制的总体水平更高,区域内各城市间的差异更小。此外,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金融发展水平相对较低。（3）实证结果显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环境规制未能有效提升制造业上市企业创新投入水平,与其他三个经济圈的检验结果相反。金融发展是缓解环境规制负面作用的重要途径,与其他经济圈相比,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对制造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更强。（4）环境规制仅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国有制造企业的创新投入存在促进作用,但未能对区域内非国有、小规模及低现金持有的制造企业创新投入实现有效激励;《水十条》与《大气十条》对重点治理的制造企业造成了更大的环保压力,加剧了对创新投入的挤占作用。环境规制水平的提高了企业经营现金流,但同时也提高了融资约束与融资成本,导致其在承担环境成本后可用于创新的资金减少,创新投入被迫降低,这种中介作用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制造业上市企业中得到证实。同时,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能有效弱化融资约束与融资成本的负向中介效应。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从环境政策与金融政策的角度,提出了促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制造企业创新的对策建议,包括实现环境规制精细化设计实施、促进金融机构参与环境规制实施、推动金融体系对制造企业精准支持、以政府为主导推动技术突破、加强校企政金合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