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在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下我国经济保持多年中高速增长。经济的快速发展促使我国成为制造大国,但制造业的快速发展伴随着一定程度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区域发展不均衡。经济新常态下,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对整个社会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因此寻求实现制造业与高耗能、高污染和低效率脱钩的发展路径,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环境的脆弱性是经济增长难以逾越的障碍,随着“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的新发展观念和民众的环保意识不断增强,这对政府制定环境政策改善生态环境并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作为金融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绿色金融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凸显的资本配置与风险反映功能、资金集聚与投资诱导效应能够引发研发创新和技术变革,促进制造企业的绿色转型和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如果环境规制和绿色金融政策能够有效地引导生产要素从低效率、成长慢的部门转移到高效率、成长快的部门,伴随着以资本和劳动力为主的要素流动与再配置过程中技术和组织创新的扩散,可以促进动力和效率变革,从而引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为深入研究环境规制、绿色金融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关系,探索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提升路径并提出相应对策,需解决3个关键问题:（1）环境规制与绿色金融协同的内在逻辑是什么?（2）二者协同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传导路径和驱动模式是什么?（3）环境规制、绿色金融以及二者协同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怎样的数理统计关系?为了解答上述问题,论文实施的主要工作如下:（1）理论分析环境规制、绿色金融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通过文献阅读和理论回顾,梳理和总结环境规制与绿色金融的协同机制以及二者协同推动不同层次制造业高质量的作用机制,找出提升制造业高质量的关键路径。从制造企业上升到企业群体（行业）视角,再拓展至区域制造业层面,揭示了环境规制与绿色金融及两者协同通过“资源再配置功能与波特效应→生产要素价格和流动→企业生产和经营决策→企业绿色创新和生产率→产业关联分化与转移集聚→产业内部结构和空间布局优化”的作用机制影响不同层次制造业高质量发展。（2）对环境规制、绿色金融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进行现状剖析与指标测度,量化与评价环境规制与绿色金融的协同性。根据环境规制、绿色金融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和特征,构建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对省域层面环境规制强度、绿色金融发展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分析三元系统各自的时序特征。在此基础上,分别从耦合协调和联动共生的角度评价环境规制与绿色金融的协同发展,两者耦合协调度与各省份的经济发展程度大致匹配,东中部地区整体上进入中度耦合协调阶段且区间差异较小,而西部整体还处于低度耦合协调阶段。二者联动性仅在少数省份表现为“负”效应。（3）基于博弈论与系统动力学,探讨地方政府环境监管和绿色信贷条件下制造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策略选择。对制造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而言,选择末端治理还是绿色技术创新策略,在传导路径和驱动模式上有着显著差异。通过演化博弈和入树仿真结合,发现静态环境税率不利于激发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而地方政府环境税率与银行绿色信贷利率的动态调整能够有效减少制造企业、金融机构和地方政府博弈过程中的波动,使三方演化博弈达到理想的稳定状态。（4）环境规制、绿色金融以及二者协同与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多元统计分析。使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环境规制、绿色金融以及二者协同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从耦合协调的角度,绿色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与绿色金融协同促进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发挥显著的中介效应。异质性分析进一步表明,环境规制与绿色金融协同对国有、重污染行业和东部地区的上市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强;并且在促进过程中,绿色技术创新在国有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中发挥显著的中介效应,而在非国有和中西部地区企业不存在中介效应,在非重污染企业发挥的中介效应大于重污染企业。（5）环境规制、绿色金融以及二者协同与区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空间计量和门槛效应分析。利用中国省域层面的面板数据,建立环境规制与绿色金融协同对区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回归模型,回归结果显示:省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且正向的空间自相关性;当环境规制的强度提高时,绿色金融的发展能够弥补其带来的成本效应或放大波特效应,二者协同促进省域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通过空间异质性对比分析发现,东部地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且正向的空间自相关性,而中西部地区则体现显著且负向的空间自相关性;环境规制与绿色金融的协同均显著促进了三大地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在中部地区两者的正向协同效应最大。中间机制表明:环境规制与绿色金融的协同对省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受限于协同效应自身、能源消费结构、就业结构、污染产业转移和高技术产业集聚的门槛效应,其中污染产业的对外迁移和高技术产业集聚并非程度越高越好,污染产业对外转移和高技术产业集聚程度过度或不足都不利于最大程度发挥协同效应。（6）基于上述作用机制与传导路径分析、演化博弈与参数调控仿真、数理统计与实证检验研究,分别为政府、金融机构、制造企业提出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政府层面:重视环境规制与绿色金融的协调与互动;健全相关法治体系和强化法治环境;优化资源在企业、产业和区域间的配置等。金融机构层面:优化金融结构体系;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合理调整绿色金融产品利率等。制造企业层面:建立绿色创新长效机制;改变投资和要素驱动的路径依赖。论文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1）运用系统思维将环境规制、绿色金融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置于同一研究框架,为研究环境规制与绿色金融以及二者协同促使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2）基于经济增长理论,探讨环境规制与绿色金融协同驱动绿色技术创新、要素结构动态调整、产业转移集聚并引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3）采用博弈分析、系统动力学、中介效应和空间计量相结合的方式,对环境规制与绿色金融协同促进不同层面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机理和路径进行检验,探索区域制造业发展非均衡性特征与门槛值之间的关联,得出最佳的污染产业转移和高技术产业集聚区间以及影响不同经济发展地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要素禀赋和驱动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