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常态的到来,意味着我国经济增速已由高速转为中高速,与此同时,“结构性减速”问题尤其受到关注。部分学者将“结构性减速”的主因归于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第三产业比重的不断上升,认为第三产业较第二产业低的生产率可能造成经济增速下降。但从各国经济的历史发展经验上看,产业结构升级是实现国家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因此,我国坚持将产业结构升级放在重要的战略地位。为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我国进行了一系列体制改革来扫清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的体制性障碍,其中,财政分权体制改革尤为关键。基于上述背景,本文试图解决两个问题:(1)我国是否存在由产业结构升级引发的“结构性减速”问题。(2)通过财政分权体制改革能否加强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从而缓解“结构性减速”问题,且该作用在不同经济发达程度地区中又有何差异。需要指出的是,第二个问题的研究也是本文最大的特色所在。不同于以往同类研究,本文尝试将财政分权、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三者联系起来进行较为系统的论述:理论方面,首先分析财政分权与产业结构升级各自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然后着重分析财政分权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经济增长的调节效应。在分析以上各影响机理时,本文既有在全国层面的整体分析,更有在不同经济发达程度地区的差异化分析。实证方面,本文基于2001-2015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及传统均值回归模型对理论假设进行实证检验,其中,前者能够对各影响机理在不同发达程度地区的作用情况进行分析,后者能够从全国整体上分析各影响机理的作用情况。本文的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均表明:(1)财政分权和产业结构升级均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不同的是财政分权的经济增长效应随着地区发达程度的提高而增强,产业结构升级的经济增长效应随着地区发达程度的提高而减弱;根据以往相关研究结论和经验,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其产业结构升级进度往往更为领先,这就反映了现阶段我国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确实存在“结构性减速”问题。此外,由于关于验证存在“结构性减速”现象的实证类文献相对较少,所以本文的实证分析将有助于丰富此类问题的研究。(2)财政分权能够通过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联动来显著地促进经济增长,从而使得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得到加强,且其效用随着地区发达程度的提高而提高。基于此,本文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回应了“财政分权能否加强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且在不同经济发达程度地区的作用有何差异”的问题,丰富了“结构性减速”问题的相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