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自从2014年被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提出以来,从概念提出、完善,到制度建构、完善以及最终落地、实践,已历五年有余。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一环,认罪认罚制度仍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如何统筹协调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在此问题上的冲突、错位,已经成为实践当中无法回避的话题。通过对“认罪”和“认罚”概念本身的不断剖析,发现“认罪”的概念应当限于“如实供述”行为事实,检察机关不应当论证罪行的天职交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去完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没有专业能力来得知自己行为是否真的已经触犯了现代刑法。“认罚”则应当包含“退赃退赔”和“受害人谅解”两个情节,来辅助识别“虚假忏悔”,以降低“虚假忏悔”在“认罚”当中所占比例。“从宽处理”在司法实践当中被曲解为“比过去更为宽大”,但实际上在过去与“宽”有关的三个刑事政策的不同阶段,“宽”比较的对象从来都是基准刑。对“宽大处理”的理解,应当坚持仅仅理解为“可以从轻、减轻甚至免除刑事处罚”。“认罪”和“认罚”本就是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供认”行为,并不适宜“合”在一块。“合”所强调的效率价值提升在目前的司法实践当中提升不明显。对恢复性司法理念和协商性司法理念的探究后发现,允许二者不同步的“分”,有利于保障认罪协商过程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平等地位,不会因惧怕因坚持辩解,导致具结书无法签订或者量刑建议被加重的风险加重,而被迫顺从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笔者最后通过将“认罪认罚”细化分割的方式,建立了以“基准刑的5%”为最小减刑单位的多情节从宽量化量刑体系,回应了“认罪认罚”与原有从宽制度相衔接的现实需求,提供了一套可行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