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扩大,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营商环境的角度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自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便有国家竞相与我国签署合作协议,希望在国际合作关系中搭乘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快车”,中国企业在此期间也在根据不同的投资动机选择合适的东道国完成对外直接投资,努力打开进入东道国市场的大门。其中,营商环境作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签署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它的好坏同样直接影响着跨国企业的选择。因此,研究“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签署国营商环境对不同投资动机型企业产生的不同影响,对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主要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先阐述了与营商环境和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理论,后在其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实证研究了在不同投资动机下“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签署国营商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既丰富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理论,也指导了我国政府进一步完善对外保障政策,为企业选择正确的投资区位和规避风险提供了帮助。在实证研究中,本文利用2006年-2020年同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116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短面板数据,选取世界银行营商环境项目组发布的国家历年营商环境总体水平作为主要解释变量,运用面板双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了在不同投资动机下,“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签署国营商环境总体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并通过动态面板估计法和更换主要解释变量测度法对实证结论进行稳健性检验,且对其产生的内生性问题采用工具变量和两阶段系统GMM法予以解决,进一步地,基于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的视角,探究了“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签署国营商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异质性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1）“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签署国营商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是正向的,即东道国营商环境改善效果越好,越能够吸引我国企业投资。（2）基于不同投资动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签署国营商环境的好坏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着不同的影响。若我国企业以获取市场动机为主,则东道国营商环境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是显著负向的,市场规模较大的东道国,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营商环境对我国企业投资的影响。若基于劳动力资源寻求动机,我国企业会更倾向于选择劳动力禀赋较高的东道国,且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只要是劳动资源丰富的国家,我国企业便会加注投资。同样,若我国企业是为获取自然资源,则自然资源丰富、营商环境良好的东道国会更受青睐。最后是寻求战略资产资源,本文针对此动机研究的结果并不显著,说明我国企业投资更多是出于前三种动机。（3）基于东道国经济发展程度异质性考虑,发达国家营商环境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是负向的,而发展中国家营商环境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正向作用,这说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并不是仅仅依据东道国经济发展程度进行的。本文的研究创新点主要有:第一,在研究样本上,样本量不再局限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而是将样本量扩充为与中国签订“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116个国家,丰富了研究样本,实用性更加广泛;第二,在研究方法上,主要体现在稳健性检验部分,采用了动态面板估计法,将因变量的滞后一期作为解释变量,营商环境和因变量滞后一期的两阶及更高阶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利用两阶段系统GMM法解决内生性问题;另一种是更换自变量的测度方法,选用《华尔街日报》和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的《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历年报告中的营商环境自由度来衡量一国营商环境水平,二者均验证了本文结论的稳健性;第三,在研究结论中,本文发现不同经济发展程度的“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签署国营商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存在差别,且在国别差异视角下,“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签署国营商环境对中国不同投资动机型企业的影响也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