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清末西学东渐的形势变化,儒学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层面受到了来自西方文明的全面冲击。作为传统中国社会思想文化主流的儒学所赖以支撑的科举制和专制帝制先后寿终正寝,结束了其上千年的历史,给儒学带来了很大的打击。本文拟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通过对高等教育近代化进程的研究,探讨儒学生存状态的变化。本文的正文内容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阐述近代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政治层面的传统君主专制制度逐渐难以为继,人们开始对儒学知识体系进行质疑和批判。在这个阶段,近代意义的“国学”一词开始频繁出现,同时,国学热的兴起展现了知识分子对文化出路的探寻。第二部分主要论述1912-1920年间,从民国新学制的建立,到北京大学学科制度的调整,直至新文化运动,儒学所遭受的批判到达了顶峰。在这个前所未有的遭受抨击的危机时刻,儒学悄然地开始了自身的现代化转型。第三部分主要阐述1921-1927年间,随着整理国故运动的兴起和科学理性态度的蔓延,北大的儒学研究逐渐实现一种转向,也就是脱离政治意识形态的意义而逐渐转向文化层面的传统知识内涵。1922年,由顾孟余、沈兼士、李大钊、马裕藻、朱希祖、胡适、钱玄同、周作人等9人组成北大国学门的第一届领导机构,正式开启了新时期的儒学研究。1905年科举制废除从制度上宣告了儒学在教育领域一家独占地位的完结。随着中华民国的建立,儒学赖以依靠的君主专制体制也不复存在。儒学由政治而兴,也因政治而衰,贯穿其中的是儒学受到教育制度变革的影响,因近代西方教育制度而受到冲击,也因现代分科体系而开启了新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