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是继孔子之后使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思想成为完整体系的第一人,在中国封建社会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孟子思想博大精深,影响深远。孟子经济伦理思想是在战国中期政治经济急剧变革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文化成果,其去利怀义的义利观和民本思想为当前我们惩治腐败、关注民生、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经济伦理体系提供可借鉴的理论资源和有益启示。古往今来,研究孟子的专著浩如烟海,蔚为大观,其中文本注释最多,仅电子图书就有将近200种。然而,研究孟子经济伦理思想的专著至今未有,只有一些学术论文散见于世,其中主要有湖南师范大学唐凯麟和陈科华撰写的《论孟子经济伦理思想》、井冈山师范学院谢金林和邱峰的《孟子经济伦理思想初探》、青海师范大学李少波的《孟子经济伦理观浅析》、中共中央党校王杰的《孟子仁政思想中的经济利益原则和道德教化原则》、东南大学文敏的《孟子经济伦理思想的实践品格》等5篇学术论文。专家学者们的研究取得了不可低估的成果,但远远未能全面深刻地把握孟子经济伦理思想,造成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情势。本文力图从文本出发,系统挖掘素材,梳理文献资料,深刻地探析孟子经济伦理思想。文章从四个部分阐述孟子经济伦理思想:第一部分,论述孟子经济伦理思想的产生。主要从社会历史条件、思想渊源、理论基础三个方面探讨。孟子生活于战国中期,社会生产力较春秋时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新的封建土地所有制等封建生产关系逐步形成。诸侯争霸,争权夺利,弱肉强食,战争连绵。政治经济领域的激烈变革引起意识形态领域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孟子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在批判吸收周公、芮良夫、管子、晏子和孔子等经济伦理思想的基础上,在应对百家争鸣的挑战中,以性善论为理论基础,论证内圣而外王的、重农不抑商的德性主义经济伦理思想。第二部分,探讨孟子经济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孟子经济伦理思想牵涉许多方面,这里仅从孟子经济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义利观和民本思想两个方面研究。孟子的义利观是以以义制利,去利怀义为道德价值导向,又以理欲观做补充,开宋明“义利—理欲”之辨的先河。针对不同的利益主体,分别作出先义后利和先利后义的价值判断;特别注意提升道德主体的人格修养,在义利不能两全时,应当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必要时舍生取义。孟子的民本思想认为民贵君轻,统治者只有珍视人民,关注国计民生,千方百计为人着想,才能谋求国家的长治久安。孟子的“恒产”与“恒心”论、“薄税富民”论、“寡欲养心”和“与民同乐”的消费观、“以羡补不足”的商业伦理思想、“劳心”与“劳力”的社会分工论和“取物于时”的生态经济伦理思想均深刻体现了孟子深切的民本思想。第三部分,阐述孟子经济伦理思想的历史影响。孟子义利观具有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的特点,但是,后世思想家和政治家则更多地继承和发展了孟子义利观的原则性,也有注意到其灵活性的。孟子重义轻利的道德价值导向为官方意识形态所推崇,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基本处于主导地位。孟子民本思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不同的历史人物有或深或浅的影响,如荀子、贾谊、董仲舒、张载、范仲淹、程颢、程颐、邱濬、黄宗羲,不一而足,都不同程度的吸收和发展了孟子的民本思想,使民本观念不断演进,“薄税富民”观和“恒产”与“恒心”论得以反复咏唱,商业伦理思想逐步彰显,民本思想在对后世的影响中不断融入新的内容。第四部分,论述孟子经济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孟子经济伦理思想产生于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其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是客观存在而不可避免的。在现代市场经济运行过程和经济伦理建构的实践中,需要我们加以扬弃,实现孟子经济伦理思想的时代转换。我们要深刻认识孟子义利观道德价值导向的消极和积极作用,扬弃“去利怀义”,转换为义利并重,义利统一,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尊重个人合法利益。用孟子义利观的积极作用推进民族伦理精神的培养和廉政建设。把孟子“恒产”与“恒心”论应用于让老百姓拥有财产性收入,保护合法收入的政策中,“薄税富民”思想已经广泛实践于新农村建设中,“取物于时”的生态经济伦理观为科学发展观提供了稍许理论资源,“寡欲养心”和“与民同乐”的消费观给贪污腐败者敲响警钟,公饱私囊、拉大干群收入、损害社会公平的领导干部是不得民心的。本文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采用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文献法、个案分析法力图对孟子经济伦理思想中的主要内容做出系统、深刻、完整的把握和突破。第一,澄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孟子义利观的本真内涵和现代价值;第二,转换从政治或政治伦理的视角论述孟子民本思想的传统思维方式,从经济伦理思想维度重新审视孟子民本思想的内容及其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