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二语词汇方面的研究,关于词汇习得机制方面的研究较少,大多研究集中在对二语词汇的教学方法、学习者个体差异、学习风格等方面,二语词汇的习得机制尚未得到充分解释。依据Jiang提出的成人二语词汇习得模型(Jiang,2000),第二语言词汇习得经历三个阶段,分别为:形式习得阶段、词目中介阶段、完全整合阶段。本研究基于该模型,旨在考察学二语学习者在英语同译词对的习得过程中是否发生了语义迁移。为了回答该研究问题,本研究采用三角测量法,分别通过三个实验对语义迁移问题进行考察。实验一为一语启动二语的跨语言启动实验。实验材料由30个同译词对及其汉语翻译对等词组成(如:solve-resolve-解决)。实验选取四川外国语大学12名英语专业硕士研究生作为被试,实验任务是进行真假词判断,实验记录被试对目标词做出判断的反应时。实验二为二语启动一语的跨语言启动实验。实验二的材料由30个同译词对、与之对应的近义词以及汉语翻译对等词组成(如:solve-resolve-tackle-解决)。实验二选取的被试与实验一相同。被试的实验任务是进行真假词判断。实验记录被试对目标词作判断的反应时。实验一与实验二的间隔为一周。实验三为单因素被试内设计的ERPs实验。实验三将实验一中的30个同译词对依次输入COCA语料库,查询每个同译词独有的搭配情况,并将其改编为尾词范式的句子。句子类型有三种,分别为:搭配一致、搭配不一致以及填充。实验采用拉丁方设计将实验材料随机分为9个区组。实验选取四川外国语大学的17名英语专业硕士研究生作为被试。被试的任务是进行句子理解,实验记录被试对尾词进行理解时的脑电信号。由于N400和P600两个脑电成份是语义加工和整合的重要指标,故实验据此为语义迁移是否发生的考察指标。上述三个实验均在四川外国语大学“外语学习认知神经重点实验室”完成,实验均通过E-prime软件进行编程。ERPs实验通过Neuroscan4.5进行脑电数据的采集和分析,并采用配对样本T检验、多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和事后多重比较等统计方法对离线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如下:(1)实验一结果表明:被试对英语同译词对的反应时无显著性差异:t=-1.072,p=.311,即:汉语翻译对等词对同译词A和同译词B产生了相同的启动效应,说明了被试很难区分同译词对的差别。(2)实验二结果表明:被试在同译词A和同译词B的启动下,对汉语翻译对等词的反应时无显著性差异:F(1,9)=3.481,p=.095;在同译词A和近义词的启动下,对目标词的反应时存在边缘显著差异:FA(1,9)=4.944,pA=.053;在同译词B和近义词的启动下,对目标词的反应时存在显著性差异:FB(1,9)=5.459,pB=.044。上述结果表明:同译词A和同译词B对汉语翻译对等词产生了相同的启动效应,说明被试并未区分同译词对的细微语义差别,在同译词对的习得过程中借助了汉语翻译对等词语义,发生了语义迁移。(3)实验三中,对N400波幅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句子类型主效应显著,F(2,28)=11.291,p=.000。事后多重比较结果表明:搭配一致与搭配不一致条件下,F(1,134)=2.218,p=.139。对P600波幅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句子类型主效应显著,F(2,28)=18.264,p=.000。事后多重比较结果表明:搭配一致与搭配不一致条件之间无显著性差异,F(1,134)=2.005,p=.159。上述实验结果表明:即使将同译词置于句子中,被试仍无法区分同译词对的语义差别,将同译词对的不同搭配彼此混用,这进一步说明了被试在习得英语同译词对的过程中借助了汉语翻译对等词,发生了语义迁移。本研究根据上述实验结果得出以下结论:二语学习者在英语同译词的习得过程中,由于母语翻译对等词长期占据着二语心理词条中的语义槽,使学习者很难发展起“自主”的二语语义信息,导致同译词习得僵化,因而无法彻底掌握两个同译词在语义上的细微差异,可以说,“语义迁移”是同译词习得过程中的一种重要心理认知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