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期，外国文学作品的译介激发了中国文学的活力，使其成为新文学。这些译作最初作为中国文学变革的触媒，具有典范性意义。然而，在后来现当代文学理论话语的建构中，因为绝大多数译作与接受者的文学图景相结合，使其出现了中国化的改造和历史性误读。本文从中国现实主义理论发展的多重性视角回到历史，截取历史的横断面——抗战时期，通过当时最为兴盛的戏剧文学样式，根据历史需求中的剧作译介接受来反思外国文学作品阐释与理论接受的历史意义。当再一次回到译介作品本身和当下时，曾经注重时效性的译介选择，必然遭遇质疑。这种质疑不是否定，而是重新审视文学批评的传统观念，再次认识现实主义理论和外国经典剧作，更好地促进中国文学创作与理论建设以及世界文学的交流和对话。　　本文从译介学和接受影响的角度研究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力求在更深层次挖掘历史、文化、民族接受心理，以及文学在战时、商业市场中如何实现成功突围而获得民族情感与道德的认同。因为问题的复杂性和多学科性质，本文始终立足于现实主义理论分析的视角，选取影响力较大的外国现实主义剧作，和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现实主义剧作，从平行接受和纵向影响的角度集中阐释抗战时期现实主义理论体系的多侧面。该文在翔实的历史材料基础上，从接受层面分析所选译作对中国现实主义理论生成的影响，同时对中国接受主体选择策略上的误读与再创造进行反思。　　全文包括七章。第一章概括性地介绍中国现实主义理论发展与外国剧作译介的关系。第二章通过抗战时期《玩偶之家》“中国化”的阶段性完成，回溯中国现实主义思想发展的渊源。第三章立足抗战现实，分析现实主义的时效性追求，通过世界反法西斯经典剧作——《马门教授》与以《法西斯细菌》为代表的抗战戏剧比较分析，反思中国现实主义的时效性特征。第四章通过回顾中国现实主义的革命历史性渊源，聚焦罗兰与中国民众戏剧运动，通过《屈原》与《爱与死的搏斗》的比较分析，集中考论抗战时期现实主义革命历史性传统的形成。第五章通过考察抗战文学的民族主义特性和李健吾的《麦克白》改编，集中阐释抗战时期现实主义文学的民族性征。第六章从民族和革命情感的视角考察契诃夫的代表作，《樱桃园》的现实主义抒情风格在中国的接受性创造和历史性误读。第七章通过回溯中国现实主义讽刺批判艺术与果戈理作品译介的渊源，考论《钦差大臣》对中国抗战政治喜剧讽刺批判性的影响，从跨时空的比较分析视角反思中国现实主义讽刺批判艺术风格的历史合理性和局限性。第一、二章主要侧重于中国现实主义生成的历史性回顾。后面几章主要是立足抗战现实，从现实主义的时效性、革命历史性、民族性、抒情性和讽刺批判性特征阐释其历史生成及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