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杂文尤其是后期杂文，历来是鲁迅研究界争议最大的课题。以往对鲁迅杂文的研究偏重于从文本的角度进行。本文从鲁迅本人要求评论者顾及全篇、全人及全社会状态的强调出发，尝试着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动态地将鲁迅撰写杂文这一行为置入当时具体的情境，来分析鲁迅的杂文及其蕴涵的意义。 鲁迅晚年大量为革新后的《申报·自由谈》撰写杂文，同时引导、培养青年作者，促使形成一支战斗队伍，帮助并推动黎烈文的改革，使《自由谈》趋向成熟、深刻，而《自由谈》反过来也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杂文的发展，造就了一批杂文家。 鲁迅在文网遍于国中的情境下，巧妙地钻网。他频繁地更换笔名，以婉约其辞、干犯豪贵的手法，戳穿权势和社会的假面，直批当道面颊。鲁迅借助《申报·自由谈》这一媒介，面向全体公众言说公共事务，公开运用理性，引导公众运用自己的理智。在这一行程中，鲁迅成为一名现代公共知识分子。 本文分三个部分进行论述。 第一部分介绍《申报·自由谈》、《自由谈》改革的基本情况和鲁迅与《申报·自由谈》的关系始末。第二部分介绍鲁迅写作的语境及鲁迅的对策，分析婉约其辞、干犯豪贵的手法，并以鲁迅和胡适为个案，阐述知识者与权力之间抗拒或顺从的两种关系。第三部分分析鲁迅为《申报·自由谈》撰文这一行为的意义，阐述一个生命个体在极端不自由的情境中，努力获得生命的最高意义上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