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试图将青木昌彦的比较制度分析理论、金融发展理论、转型经济学在金融层面的最新成果有机结合，探索建立一个以计划体制为起点的金融转型的比较制度理论框架，并根据此理论框架对中国金融转型进行解释、分析和预测。 第1章到第6章完成了金融转型的比较制度理论的构建，可概括为一个起点、三条主线、两个阶段。 一个起点即金融转型起点——外在货币模型。此模型以格利和肖(1973)的外在货币模型为基础，加入计划体制特点，借助“域”概念将所有要素纳入“制度化关联的共时结构”。得到一个兼容金融发展理论和体制转型理论的框架。此框架自在自为、内在逻辑一致，各域相互补充、相互关联、相互嵌入，形成一个超稳定结构。在此超稳定结构中，资源配置通过政府中介(准水平层级制+限额交易+精神激励)完成，银行部门从属于政府，带标签的外在货币成为实现政府中介的重要工具。“外在货币模型”是全文基础，包含了金融转型的所有要素。按照青木昌彦建立的“制度化关联的共时结构—主观博弈模型—制度化关联的历时结构”的制度演进框架，以“外在货币模型”为起点进行逻辑演绎和理论推导，金融转型的比较制度理论得以建立。 以外在货币模型为起点，三条主线贯穿整个金融转型理论体系。 第一条主线是银行的演进：政府货币系统—体制内银行体系—市场化多元化的银行体系，银行实现从政治域到组织域再到交易域的角色转换。沿这条主线，考察银行体系信息结构变化、市场结构变化、治理结构变化、以及在信息结构层面上银行与企业的耦合。这条主线使金融中介理论与组织信息结构理论相融合。 第二条主线是货币的演进：外在货币—内在货币。沿这条主线，考察货币属性的变化、货币外延和结构的改变、货币职能的改变和金融资产的多样化；货币属性变化对经济金融运行的影响；变化中的货币的制度整合作用。这条主线将金融深化理论纳入体制转型的逻辑框架。 第三条主线是资源配置中介的演进：政府中介—银行中介—金融中介。不同阶段的资源配置中介对应不同的融资惯例，融资惯例经历了这样一个演进过程：从准水平层级制+限额交易到关系型融资再到关系型融资+市场导向型融资。这条主线将金融功能的演进与资源配置的变化相结合。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金融转型的比较制度理论与中国实证 两个阶段包括第一次金融转型和第二次金融转型，对两次金融转型的研究，沿三条主线展开。 以外在货币模型为起点，开始第一次金融转型(3一4)。转型动因是意识形态危机和激励机制改变导致的政府策略性行动，表现为政府主导的强制的制度变迁。转型中，政府货币系统转变为体制内银行，外在货币开始向内在货币转变，资源配置由政府中介转变为银行中介，资源配置惯例由准水平层级制转变为关系型融资，银行金融功能大大增强。 实体经济变动和预算约束硬化导致第二次金融转型:体制内银行向市场化、多元化的银行体系转变，内在货币确立主体地位，资源配置由银行中介转变为金融中介，体制外银行体系和证券市场开始发展，资源配置的组织惯例由关系型融资转变为关系型融资和市场导向型融资并重，银行金融功能市场化。 按照第1到6章建立的金融转型的比较制度分析理论框架，对中国金融转型的起点和两次转型进行了经验描述，并对中国第二次金融转型中出现的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脱节现象做了分析和解释。 根据金融转型的三条主线，运用高等计量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对转型中银行体系结构变化、外在货币向内在货币演进、金融功能演进及其与实体经济关系、金融功能演进与资金闲置关系进行了数量分析。 对中国金融转型的实证研究表明:中国金融转型经验与本文理论框架相印证;第一次金融转型中，银行体系与实体经济结合紧密，支持实体经济快速发展。第二次金融转型中，金融改革滞后于实体经济发展，出现了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脱节的问题。金融改革滞后表现在:金融改革没有触及国家银行治理结构、银行体系市场结构改进不明显、银行体系垄断程度较高;第一次金融转型中货币总量扩张导致货币化，银行金融功能大大增强，第二次金融转型中外在货币向内在货币演进，内在货币取得主导地位，金融效率显著提高，与此同时银行金融功能市场化，出现严重不对称，造成资金闲置。